20世紀上半葉，民國的四大名報《大公報》、《益世報》、《申報》、《民國日報》，就有半壁江山落戶津門。《益世報》是民國時期羅馬天主教會在中國印行的中文日報，創刊于1915年10月10日，創辦人為天主教神甫雷鳴遠。《益世報》的宗旨是“放世界眼光，謀人類福祉”。儘管這是一份以西方教會為背景的報紙，注重宣揚西方思想文化，但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能比較客觀地進行報道。1916年，在天津發生了法蘭西人要越界侵佔老西開事件，法租界的中國員工掀起大罷工，引起全國民眾的關注。此時，《益世報》就站了出來，公開替中國人說話，嚴詞抨擊法蘭西侵略勢力的卑劣行徑，報紙因此而銷量大增。

　　五四運動期間，《益世報》對學生愛國行動更是全力支持，因此受到愛國人士和知識界的讚許，成為當時“天津最著名的報館”。就讀于南開學校的周恩來，對《益世報》這一突出表現深為讚賞，曾以飛飛的筆名發表文章稱“我是愛益世報的讀者”，“我們也很尊重他（指《益世報》──編者）”。當然，《益世報》有時對各派政治力量、政治事件也表現出了不夠鮮明的態度，例如對中國軍閥混戰，該報忽而奉系，忽而直系。1919年8月5日，周恩來離開天津赴日前夕，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文章，對《益世報》提出了質疑，題目是《評現今輿論界並問益世報》，8月6日，周恩來又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再問益世報》和《黑暗勢力》兩文。值得肯定的是，這3篇質問《益世報》的文章后都被《益世報》轉載。

　　1920年周恩來赴法蘭西勤工儉學時，欣然接受了益世報社的約請，作為特約記者為該報撰寫海外通訊。1921年2月1日，剛剛抵達倫敦的周恩來，即發回了第一篇倫敦通訊，3月2日又發回了第二篇西歐通訊，僅隔一周又發回了第三篇通訊……在周恩來遊學期間，共為《益世報》撰寫長篇通訊達56篇之多，總字數達25萬多字。刊登在《益世報》上的這些通訊，滿足了國內讀者急切想了解一戰后歐洲社會各方面情況，以及海外中國遊學生在異國他鄉艱苦生活、鬥爭的真實情況的閱讀需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益世報》先后請羅隆基、錢端升主筆，連續發表了《可以戰矣》、《再論對日方針》、《剿共勝利不算光榮》、《攘外即可安內》、《愛國無罪》等一系列評論，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鎮壓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的行徑進行了激烈抨擊，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之后，《益世報》成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論喉舌，一些重要的社論相繼刊出，報紙銷量大幅上升。當時天津報館林立，有近70余家的大小報紙，而《益世報》日銷量可達4至5萬份，幾乎每天報紙一上街便被搶購一空。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偌大個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同樣，也容不下一張有正義感的報紙。《益世報》被迫于1937年9月休刊。1938年12月該報在昆明複刊，1940年遷至重慶。抗戰勝利之后，《益世報》在津門的叫賣聲又響了起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報》也隨之被接管休刊。至此，創辦30余年的民國四大報之一的天津《益世報》宣告結束。

　　歲月如水，川流不息，《益世報》自創刊至今，已倏然躍過90個春秋，即使距離天津《益世報》的休刊，也有半個世紀之久了，那曾經充滿正義感的《益世報》，如今已經塵封為歷史。歷史有些會被忘記，有些卻難以逝去，不時被人提及，時時惹人深思。90載后的今天，南開大學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聯合出版《益世報》全套影印本，就是對一段難以割舍的歷史的回眸，是對珍貴的文化遺存的再一次提及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