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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宗教
 
 
 
 
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
 作  者: (英)弗蘭克•菲雷迪
 出版單位: 北京聯合
 出版日期: 2019.12
 進貨日期: 2020/1/23
 ISBN: 9787559634399
 開  本: 16 開    
 定  價: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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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還沒有一本書能如此體貼地引領我們看透這能讓世界瞬息萬變的新生力量

★ BBC、CBS、衛報、尖刺、華爾街日報、每日郵報、金融時報、哈佛商業評論、紐約時報聯合推薦

20年間,菲雷迪教授關於“恐懼”的預言不斷被驗證。

如今,雨林焚毀帶來的末日言論,

疫苗接種安全事件後的社會陰影,

“經濟嚴冬”下的人心惶惶,

極端勢力不斷擴大的威脅……

在這越來越瘋狂的世界,菲雷迪教授再次探討“恐懼”:

去偽存真,我們還有光明之路可選。

★ “毫無疑問,菲雷迪是英國、歐洲乃至shijie上zui為領先的知識分子之一。”

譯為11種文字全球暢銷,國際社會學家弗蘭克·菲雷迪

看透深陷混亂和恐慌的當代,引領我們走向理性之路

“人類必須被定義為脆弱的生物嗎?我們必須心懷恐懼嗎?”

幸好,我們還有這本書

★ 精準翻譯,學者對學者,武漢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吳萬偉譯注

十多年來,我一直在閱讀他在英國《尖刺》雜誌上的專欄文章……他相信,對恐懼運作方式的理解能夠鼓勵我們養成更加積極的態度,幫助我們走向較少恐懼的未來。


內容簡介:

22年前,弗蘭克·菲雷迪的《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一書問世,隨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人們為書中超前的觀點震撼不已。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超前的觀點得到了印證。

現在,菲雷迪認為有必要再次出發,探討“恐懼”的命題。

在新書《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中,菲雷迪將過去的恐懼和現在的恐懼聯繫在一起,探討在我們被訓練得相信人類社會面臨的危險和威脅是不可估量且失控的這一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恐懼又是如何在當今社會發揮作用的,以及誰在這種恐懼文化中受益。但zui重要是去偽存真,這種恐懼文化並不能無限地持續下去,正如書中所說:“人類必須被定義為脆弱的生物嗎?我們必須心懷恐懼嗎?一旦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已經走在了本能地意識到還有其他選擇的光明之路上。”


作者簡介:

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至今在其領域內耕耘,被學界內外贊為zui活躍的社會學家,著述頗豐,《恐懼文化》《恐懼政治》《知識分子都到那裡去了?》《偏執狂父母》等。


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言

緒論

第一章 不斷變化的恐懼故事

第二章 等待定時炸彈的爆炸

第三章 道德困惑——恐懼文化的主要推手

第四章 恐懼視角——恐懼的成功之道

第五章 恐懼主題的製造

第六章 在危險的世界尋求安全

結論:走向較少恐懼的未來

致謝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譯者過去若干年翻譯的菲雷迪文章列表


章節試讀:

毫無疑問,恐懼之道在中國是依據這個社會的體驗和文化來表現的。中國人對中國未來的焦慮和擔憂常常集中在不同問題上,未必與美國和歐洲的恐懼一樣。但是,最近爆發的有關疫苗安全、孩子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等的恐懼表明,恐懼文化揭示的種種不安全同樣也在困擾著中國人。我希望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幫助讀者理解恐懼的某些全球性維度。



人生中沒有什麼可懼怕之事,只有應理解之事。現在,為減少我們的恐懼,是時候多了解一些事情了。

——瑪麗·居裡(Marie Curie)

拙著《恐懼文化》1997年夏天付梓之時,“恐懼”這個概念還鮮為人知。20年後,“恐懼文化”已經無處不在,從政治選舉造勢活動到對伊斯蘭恐怖主義或禽流感的討論等不一而足。然而,在當今社會肆虐的恐懼文化的起因和後果仍然有很多令人困惑之處。本書旨在釐清恐懼文化產生的原因及其後果,並在現代人熱衷恐懼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我們現在恐懼的方式與過去有何不同。此外,本書還將分析恐懼文化背後的人性觀基礎,以及它如何強化了人性的宿命論認識。最後,它還嘗試指出如何擁有一個較少恐懼的未來。



人們被持續不斷地提示和敦促要意識到危險,要聽從形形色色的專家給出的五花八門的警告。恐懼文化也傳播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面對的威脅要遠比人類歷史上遭遇的威脅嚴重。普遍使用諸如“喪失信心”“喪失膽量”等說法,往往表明社會對應對挑戰和威脅的能力感到焦慮和緊張。本書試圖解釋為什麼這種悲觀主義論調變得如此猖獗,以及恐懼是如何在當今社會發生作用的。理解恐懼的運作方式將幫助我們這個社會免於恐懼的破壞和干擾,抵禦其消極影響。



與對大肆渲染的威脅感到擔憂相應的是,人們對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風險的焦慮不斷增加。對飲食、生活方式、生兒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眾多方面,現在人們都重新審視以發現可能給人類帶來的風險。人們辯論的內容很少是我們是否應該感到恐懼,而是應該對誰或者對什麼感到恐懼。

被定義為有風向的生活體驗的範圍不斷擴大:對著水龍頭直接喝水或吃一個大芝士漢堡現在都成了健康警報的對象。



恐懼一詞使用趨勢:與看不見的焦慮聯繫在一起。之後,恐懼文化與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實踐和模式聯繫在一起,常常被用來作為譴責某個個體或機構行為的修辭武器,修辭如果能喚起可被納入公眾想象的眾多形象,就能被廣泛使用並產生巨大影響力。現在,不同群體爭先恐後製造恐懼,表達應該或不應該對什麼感到恐懼。



我的論述還強調了社會道德觀的關鍵性發展的意義——將安全徹底轉變為基本的價值觀。由於對道德規範模糊不清,西方文化變得越來越難以對人性和個人應對風險及不確定性的能力做出積極的描述。



公眾的恐懼往往被描繪成由善於操縱輿論的媒體大亨人為製造出來的,媒體幾乎應該對恐懼文化負有全部責任——這一假設常常成為學界評論家研究恐懼文化時的指南。縱觀歷史,人們傾向於將非理性行為和所謂的情感狀態失衡歸咎於媒體,這種傾向讓我們應在依靠“媒體總會與恐懼聯繫在一起”的論點來解釋21世紀恐懼文化的新奇性和獨特性保持警惕。

但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機構,媒體在恐懼風景的形成過程匯總發揮了顯著作用,與其說媒體製造了恐懼,倒不如說它提供了讓人們間接體驗到恐懼的媒介。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媒體的傳播製造了大部分的恐懼,親身體驗、個人環境、社會背景和情感傾向都對個體的恐懼體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媒體也是現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本身也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之上,它與文化態度互動並影響文化態度,最終,媒體有關恐懼構建的活動建立在流行文化腳本之上並受其指導。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已存在的現成態度和價值觀的載體,這些態度和價值觀主導了社會對恐懼等情感的看法。

媒體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它塑造和傳播一個具體威脅的方式,而在於它對用以解釋社會緊趕的一種語言和一套符合及意義系統進行普及宣傳和正常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媒體已經越來越分裂、多元化,媒體消費呈現高度細分的區別化特徵,竭力迎合不同類型群體的碎片化媒體複製和放大了社會的文化和政治劃分,因此,威脅不再只有一個統一的媒體表現形式。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媒體的分裂、度歐安和破碎化反應了彌漫在恐懼文化中的到的混亂和信任缺乏的大氣候。



從對未來感到恐懼到充滿恐懼的未來

我們對不確定性的構建和認知方式的討論對理解恐懼如何被投射到未來意義重大。如前所述,很多世紀以來,對未知和未來的恐懼一直是社會恐懼文化腳本的核心議題。很顯然,儘管啟蒙思想家以及樂觀主義的評論家表達了希望,但是人類對未知的恐懼仍未被克服。事實上,當前的輿論引導者、科學家、政客在談到將來時,經常一致地傳達出聳人聽聞的恐懼語氣。

針對未來的恐懼用語最引人入勝的特徵之一便是看似隨意實則混亂不堪的表達方式——將有關全球性大災難的預言劈頭蓋臉地向大眾扔去。甚至連備受敬重的科學家在採用職業危言聳聽者的伎倆時也輕鬆自然、毫無顧忌。在標題引人注目的《時終》(Our Final Hour)一書中,宇航員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訴讀者,人類能夠倖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 See Rees (2003).] 認為人類在不遠的將來很可能滅絕這個令人膽寒的斷言暗指,如果把賭注押在人類的倖存上純粹是有勇無謀。從歷史上看,人類毀滅的預言是以沉重的、嚴峻的、陰沉的口吻提出的。然而,像21世紀的許多恐懼推手一樣,里斯用一種講述事實的態度傳達了他的世界末日論。在《時終》裡,里斯說,他押 1000美元,打賭“到2020年,一起諸如生物失誤或生物恐怖之類的事件將奪去百萬人的性命”。[ Ibid., p. 74.]

里斯並非是唯一用輕鬆的方式預言厄運之人。在2005年流感肆虐之時,職業“媒體醫生”科波菲爾醫生在《泰晤士報》上寫道:


現在媒體上大量數據紛紛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範圍內爆發,並且病毒活動突破了物種界限,開始感染人類。

是的,夥伴們。忘掉市值蒸發的養老金,在即將爆發的流感中,反正

人們都要死的。如果從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發延遲了20年,我們已經

幸運地多活了這麼多年。[ Cited in Nerlich and Halliday (2007), p. 57. One betting website suggests that the bet may have been for only $400; see http://longbets.org/9/.]


科波菲爾德對待大規模死亡的方式樸素而且詼諧,反映出當今用隨意且輕鬆的態度看待災難的趨勢。甚至並不具備任何科學地位的名人也覺得自己被賦予了用輕鬆的態度散布危言聳聽式言論的權利。因此,前流行歌手鮑勃·吉爾道夫(Bob Geldof)在2013年預測,距一起“大規模滅絕性事件”僅有17年多的時間了。[ Geldof is cited in http://www.bbc.co.uk/news/blogs-magazine- monitor-24432491 (accessed 1 March 2017).]

關於人類滅絕、地球毀滅、大規模種族滅絕預言的擴散,在學術研究中經常被闡釋為恐懼文化的威力戰勝人類想象力的最重要癥狀。毋庸置疑,經常性的末日言論傳播對人們現在及將來的人生觀都有影響。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將恐懼話語與人們對聳人聽聞者的真實信念和回應相混淆。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里斯、科波菲爾或吉爾道夫的言論都應看作是表演性的——恐懼表演。如“我害怕”這類表達恐懼的表述並非單單意味著某人真的害怕;這種表述經常用來引起人們對某個問題的關注。這同樣表明,某人心生畏懼、有責任心——與他人不同——認真看待某個具體威脅,正如歷史學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說某人害怕”“本身就是個人能動性的表演行為”。[ SeeReddy (2001), p. 105.]

恐懼表演的一個常見例子便是恐怖電視節目結尾的旁白。這些旁白通常是公眾服務信息,為那些觀看節目後感到害怕、沮喪或精神受到創傷的人們提供救助熱線。然而,它傳達的要點是你理應在觀看節目後感到害怕。

在某些圈子裡,表達恐懼是一種裝模作樣,是為了表現出對人們面臨的許多隱蔽的危險的敏感性。承認恐懼是為了展現自己敏銳的領悟力。這種自發自覺的裝模作樣並不意味著人們一定比以前更恐懼,它只是表示人們理應如此。競選者非常珍視表現焦慮及恐懼的表演機會,他們認為其事業的嚴肅性要求他們用誇張的表演來吸引人們對其信息的關注。從這個角度看,嚇唬公眾就等同於履行公民責任。比如美國政治學家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宣稱,焦慮幫助個人成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說,“大多數美國人對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對候選人在各色事務上的態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滿焦慮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為情感激勵促使他們在充滿不確定的時刻抓住問題的重點”。[ Marcus (2002), pp. 103–4.]

大多數的恐懼表演不大可能是由堅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末日預言激發起來的。恐懼訴求經常被用作一種戰略——為的是引起人們對某個問題的關注的,以及敦促人們趕緊付諸行動。這些如今已作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傳家、選舉操盤手、政客及恐懼推手的廣泛認可。一項研究顯示,恐懼訴求“被實證研究者認為是一種獨特的論證方式,用可怕的結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來恐嚇目標讀者,以此來讓讀者採取所推薦的反應”。[ Walton (1996), p. 304.] 正如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noble lie)”,無論是否與事實相符,恐懼訴求都具有合理性,因為它們揭示出更高的真理。鼓吹恐懼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為“恐懼不僅有助於鼓勵人們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動,而且可以敦促人們採取‘更加文明’的行為。比如,反酒駕及戒煙運動經常使用死亡恐懼來阻止人們的反社會或自殘行為”。[ Bourke (2005), pp. 389–90.]

一些致力於提高人們對全球變暖問題意識的活動家採取了類似的態度。氣候學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用下面的言辭為其在事業中的證據失真開脫:“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科學家,我們也是人……我們需要……激發大眾的想象力。”他補充說明:“我們必須提供可怕的情境,使用簡單化的戲劇性表述,並且甚少表露出我們的懷疑。”[ Cited in Dick Taverne, “Careless science costs lives”, Guardian, 18 February 2005.] 同樣地,他的同事大衛·瓦伊納(David Viner)指出電影《後天》“有很多細節方面的錯誤”,但是,電影“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意識,這便是好事”。[ “It’s a hell of a town”, Guardian, 19 May 2005.] 一部講述超級風暴之母引發一系列災難性事故的典型的好萊塢魔幻電影也能夠服務於“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意識”的工程!

恐懼訴求是否真的奏效是個飽受爭議的話題。還有一個持續不斷的辯論是,可怕的“網上世界末日場景”是否在教育或激發人們嚴肅看待網絡安全問題。批評者認為,“虛擬的網上世界末日場景”有“破壞旨在對付真正的網絡安全挑戰的富有成效的辯論的可能性”。[ See Lawson, Yeo, Yu and Greene (2016), p. 65.] 也有人批評環保活動家,指責他們誇大了氣候變化的破壞性結果。批評者認為,無休無止的關於地球未來的毀滅厄運預言,不但沒能激勵人們採用明智的方式來抵消氣候變化的消極影響,反而使人們失去了興趣。與此相反,一項公共衛生領域的恐懼訴求研究則認為,“強大”的——也就是危言聳聽的——恐懼訴求“比起低階的或虛弱的訴求更具說服力”。[ See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09019810002700506?journalCode=hebc (accessed 4 October 2017).]

恐懼訴求及持續不斷的世界末日言論日積月累,對個人行為的直接影響比不上對大眾文化態度及認識的間接影響。有關未來的負面言論不斷傳播不可避免地影響人們的心態及對未來前景的預期。正如本書第四章觀察到的那樣,這會破壞人們對應對所遭遇風險能力的信心。當個人都被描述為嘀嗒作響的定時炸彈時,爆炸與未來景象的聯繫很顯然已經被下意識地內在化及規範化了。毀滅的目的論以不言而喻且內斂含蓄的方式深深印刻在公眾對未來的審視中。

在社會有關不確定性的文化腳本中,目的論最重要的角色被概括為賦予“未來恐懼(fear of future)”這個詞語典型的21世紀色彩。在提到未來恐懼時,18世紀和19世紀傾向於著重宗教主題,如未來的懲罰或未來的地獄。20世紀幾十年過後,未來恐懼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並且顯然獲得了更具個人色彩的形式。比如,讓我們看看人壽保險從業者是如何描述未來恐懼的。美國保險業刊物《保險業週刊》(The Weekly Underwriter)在1949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腳踏實地的、世俗的、極具個性化的未來恐懼版本:


事實上,首先讓我們想想為什麼大多數人購買人壽保險。他們這樣做

是因為對自己及家人的未來感到恐懼。害怕傷殘,害怕急需用錢時卻沒錢,

害怕死亡,也害怕壽命太長,害怕未及時完成教育計劃……[ See The Weekly Underwriter, 1949, no. 161, p. 982.]


此刊把未來恐懼看作商業機會,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如下問題:“你是否會用‘恐懼’來達成交易?”

《保險業週刊》呈現的未來恐懼的世俗版本聚焦在意料之外的個人問題和危機以及未能實現或被擾亂的個人規劃上。但是,這些並非對未知的恐懼,而是社會成員都面臨的可以立即識別出來的危機。這種未來恐懼的世俗版本持續至今,只不過其中對未來威脅的描述遠不如《保險業週刊》裡的那麼具體。最終這些未來恐懼超越了未來恐懼的傳統觀念,指向了未知的威脅。在當今時代,不僅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脅,就連未來本身都被描繪為恐懼之源。

對可怕的未來最誇張的描繪出現在有關環境災難的恐怖反烏托邦小說中。然而,對社會產生最大影響力的仍然是更平淡的未來故事,其中,將來比現在惡劣得多。“美國夢破滅”或者千禧年世代可能比父輩或祖輩更加窮困潦倒的故事都使得我們無法採取積極面向未來的生活方式。這種敘述並未引發太多恐慌,只是削弱了社會的信心。降低對未來的預期促使人們哪怕是對理所應當的好消息也用懷疑或負面的視角來闡釋。

就以生命本身為例。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壽命預期持續延長。與從前相比,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更健康,且壽命更長。最年輕的一代可能比他們的祖輩壽命延長20年。[ Se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health/news/8639569/Late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ill- live- 20- ye ars- longer- t han- t heir- grandparents.html (accessed 9 July 2016).] 然而,現在提醒公眾又一次健康危險來臨的宣傳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頻繁。自本世紀初以來,公共健康宣傳家們及其政治盟友沒完沒了地告誡人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將增加患病及早逝的概率。這些恐怖故事令人憎恨地將矛頭轉向父母,恐嚇說,除非他們採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否則其子女可能死在他們前面。正如英國皇家全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前主席史蒂夫·菲爾德(Steve Field)博士所稱:


家長從一開始就應該成為孩子的楷模,並且通過給孩子們提供合理的、恰當分量的食物來控制兒童的飲食習慣,而不該給他們吃垃圾食品……除非父母對孩子的飲食多加控制,否則孩子一生將面臨健康問題的風險,甚至是英年早逝的風險——死在父母之前,想到這一點就令人傷感不已。[ Cited by Rob Lyons, “Stop Smoking or your Children Will Die”, Spiked online, 10 August 2010, http://www.spiked online.com/newsite/article/9403#.WZb_gHd96i5 (accessed 4 March 2017).]


子女死在家長之前的恐怖故事似乎獲得了生命力,不斷被人提起。英國心臟基金會(British Heart Foundation)發表文章,將之稱為“喚醒父母的警鐘”。文中宣稱,孩子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導致他們“患上心臟病、糖尿病和其他醫學病症而年紀輕輕就去世,甚至比父母死得還早”。[ Adam Withnall, “Unhealthy lifestyles will see British children die before their parents”, Independent, 12 August 2013.] 子女死在家長之前的預言有時還會添加進另外的斷言,聲稱他們可能比老一輩還要貧困潦倒。公共衛生學院(Faculty of Public Health)前院長約翰·阿什頓(John Ashton)教授評論道:“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的孩子沒有我們這樣富裕,然而我們還沒有習慣這樣的看法,即他們沒有我們這樣健康。”[ Ibid.]

我們是否真的“習慣了這個觀點,即我們的孩子沒有我們這樣富裕”?這個問題很難科學精確地回答。然而,用事實求是的方式陳述這個令人擔憂的命題,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了世代絕望論的影響。並且,就年輕人的未來前景而言,如果“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負面的評價,那就表明社會或多或少已經放棄了希望。呼籲我們習慣於未來的艱難和嚴峻,這種論調經常是以誇張的戲劇化方式表現出來的。法國隨筆作家紀堯姆·費伊(Guillaume Faye)以下面的方式告誡讀者:


你們應該習慣這樣的觀念,即你們所處的相對舒適的個人主義的消費社會可能不會持續很久。你們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也許時日不多……當代年輕人將體驗歷史的重演,也就是暴風雨的回歸。[ Faye (2012), p. 198.]

呼籲大家“習慣”的觀念並非總是以這樣明確的方式陳述出來。然而,沒有未來的一代人的故事不斷襲來,隱晦地傳遞著同樣的信息。這種令人絕望的敘述強化了社會的幻滅感,讓人看不到積極變化的可能性。

在凸現年輕人財務狀況不穩定時,許多調查和報告預測這並非只是暫時的現象。由於很難有精確的方式來預測年輕人的未來財務狀況,因此,末日預言只能基於推測而來。通常其論斷是基於民意測驗的即時回答;因此,2016年一篇報告所顯示的56%的美國人認為下一代的經濟狀況將會比自己的經濟狀況更糟糕表明的只不過是人們對未來的即時觀點而已。[ See http://money.cnn.com/2016/01/28/news/economy/donald-trump- bernie-sanders-us-economy/index.html (5 July 2017).] 與此類似,《福布斯》(Fortune)雜誌針對5000名千禧年出生的工薪族所做的調查發現,80%的人群表示,與前一代人相比,他們這一代人在退休時將“更加貧窮”。[ “Most Millennials Think They’ll Be Worse Off Than Their Parents” Fortune: 1 March 2016, http://fortune.com/2016/03/01/millennials- worse-parents-retirement/ (accessed 1 April 2016).] 在當前的氣候下,諸如此類的意見表述被轉換成確鑿事實,用以證明當今的年輕人將被未來拒之門外。

鼓勵人們去習慣對未來寄予厚望毫無意義這樣的觀點可能是當前敘述最具破壞力的結果,不確定性的觀念就是通過這種敘述形成的。有希望的感受與信任和自信的感受密不可分,它表達了對實現目標及願望的期待。限制社會對未來持有希望的文化及政治力量為恐懼感及怨憤情緒提供了機會,使它們勢頭見長。

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語境中,“未來”這個字眼經常被用作“希望”的同義詞。有史以來,人類未來經常被描繪成被希望與恐懼兩者關係所影響。正如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說:“天意所遣,希望和恐懼這兩種強烈情感使人類得以保持幸福的平衡。”[ Pope (1804), “Epistle IV: ‘Of the Nature and State of Man with respect to Happiness’”, p. 62.] 蒲柏還用欣慰且樂觀的口吻寫道:“希望永遠滋生在人們心中。”當今的厄運目的論與蒲柏的樂觀哲學構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立。宗教人士依然宣揚希望永遠比恐懼更強大,然而其言辭常被視為孤注一擲,只為粉飾普遍的迷茫情緒。“我有未來”是表明“我有希望”的一種委婉方式。阻斷人們的未來就是對希望的迎頭棒喝。

恐懼與希望的關係並非僅僅取決於個體的心理屬性。希望的感覺也並非對人們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機遇的直接回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態度與人們為應付未知而擁有的意義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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