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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 經濟概況、經濟史
 
 
 
 
榮衰互鑑:中國•俄羅斯•以及西方的經濟史
 叢書名稱: 格致經濟史譯叢
 作  者: (俄羅斯)弗拉基米爾•波波夫
 出版單位: 格致
 出版日期: 2018.01
 進貨日期: 2018/6/8
 ISBN: 9787543227750
 開  本: 16 開    
 定  價: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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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俄羅斯經濟轉型為何失敗?
中國經濟轉型為何成功?
中國和蘇聯同樣走過一段中央計劃經濟時期,為什麼中國表現得比蘇聯好?
面對南北半球的經濟不平衡,如何才能衝出重圍,屹立世界財富之林?
21世紀誰將崛起?中東和北非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和南亞會如波波夫預測的那樣成為下一個經濟奇跡的起始地嗎?
波波夫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從1949年算起?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審校並撰寫中譯本序

一本卓越的令人振奮的原創性著作……對於關注世界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問題的專業學者和非專業人士,都將是一次開卷有益的閱讀之旅。
——羅納德·芬德利,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院名譽教授

過去二十年的世界經濟,以中國經濟成功增長和俄羅斯經濟慘敗為主要標誌。本書是迄今為止能夠解釋該問題的最好著作。本書從非技術層面開闢了一條能夠解釋經濟發展的全新、有效的路徑。
——傑克·A. 戈德斯通,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世界上鮮有經濟學家能如波波夫教授那樣,將經濟力量起落的大問題解釋得如此清晰透徹。
——布蘭科·米蘭諾維奇, 《有與無:全球不平等簡史》的作者

為何有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會迎頭趕上,而有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卻慘淡落後?這本大膽而偉大的著作為解釋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波波夫教授通過一種讓人驚奇和出乎意料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不平等、制度、儲蓄率等因素是何等的重要。
——丹尼·羅德裡克,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榮衰互鑒:中國、俄羅斯以及西方的經濟史》系格致經濟史譯叢之一種。作者波波夫通過大量的數據、圖表對時下流行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走西方經濟發展模式道路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雖然西方通過廢除集體主義制度完成了經濟轉型,但並不代表適用於其他希望經濟發展的國家。此前“東亞四小龍”以及當下中國的趕超式發展的成功例子和俄國、各原蘇聯國家在“休克療法”後慘痛的失敗案例,為這個意見提供了最好的例證。波波夫認為中國成功的關鍵是其經濟轉型時沒有輕易地放棄其集體主義制度和制度延續性,為經濟轉型營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撐環境。


內容簡介:

在經濟史的軌跡中,東西方生產力水平和人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大分岔”問題一直吸引著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領域的研究者持續不斷地探尋其答案的熱門問題。同時,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蘇聯和中國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是縮小東西方發展水平差距的重要經濟史事實。波波夫教授通過挖掘西方創富的歷史史實,從制度層面解密了“李約瑟問題”。然而,在發展中國家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卻只有少數的國家實現了經濟上的“趕超式”發展。其中,蘇聯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模式極具典型性。同為通過暴力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蘇聯是短暫的經濟繁榮後便走向國家解體的命運,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且社會秩序穩定的命運。對比兩國的政治經濟改革結果,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創造模式值得發展中國家所深思。在西方話語權占主導的經濟發展領域,中國相對“與眾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一攬子改革路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是個相當具有吸引力的話題。本書的作者波波夫教授對以上問題都給出了邏輯嚴謹、內容詳實的解讀。《榮衰互鑒:中國、俄羅斯以及西方的經濟史》不僅是一本對發展經濟學學者開卷有益的學術參考書,同時對於那些喜歡中俄及西方經濟史的讀者也是一本不錯的手邊書。


作者簡介:

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擔任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顧問和莫斯科新經濟學學校榮譽教授。同時,他還擔任俄羅斯總統國家經濟與公共事務管理研究院國際商務研究生院教授,以及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歐洲與俄羅斯研究院助理研究教授。波波夫教授在轉型與發展經濟學的諸多問題上著述頗豐。目前,已發表專著11部,數篇論文發表在《比較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研究》《世界發展》《後共產主義經濟學》《新左翼評論》等學術雜誌上,同時他為媒體撰寫時評。波波夫教授的很多著作已被翻譯成漢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日語、漢語、挪威語、葡萄牙語、俄語、西班牙語、土耳其語等多種語言。


圖書目錄:

前言
第1章 西方富裕之謎:典型事實和文獻綜述
第2章 為什麼西方國家先富起來了?為什麼有些發展中國家抓住了趕超的機會,而有些卻沒有?
第3章 中央計劃經濟下的中俄經濟:結果為何不同?
第4章 改革之後的中俄經濟:俄羅斯的轉型性衰退與中國的加速性增長
第5章 增長奇跡與失敗:對發展經濟學的啟示
結論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章節試讀:

中譯本序
從“大分岔”到“小分岔”
韋森



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曾被稱作為經濟學中的“盧卡斯之問”。羅伯特·E.盧卡斯本人還曾說過:“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問題了。”(Robert E. Lucas, Jr.,1980:5)。我們身處當代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但世界各國的經濟與社會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係是什麼,仍然是一個極其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本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榮衰互鑒:中國、俄羅斯以及西方的經濟史》,是俄羅斯經濟學家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在當代大範圍的經濟和制度史的比較中解釋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的一本著作。這本書一出版,就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赫希曼講座教授丹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k)的讚揚和推薦,說這本書在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了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卻一直停滯和落後的原因方面,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另外,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羅納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教授也高度稱讚這本著作,說波波夫提出了一個極具原創性的分析框架,以用來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尤其是關於近代和當代西方、俄羅斯和中國——的不同的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過程。
縱觀世界近現代經濟史,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兩個“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s):第一個是世界各國在進入近現代社會後,在工業革命的強大推動下,西歐諸國及其衍生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人均GDP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條件也不斷提高和改善。而自19世紀以來,在亞洲、非洲、拉美和世界上的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則在傳統社會的制度內卷(institutional involution)中經濟增長緩慢乃至停滯。按照荷蘭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中的歷史估算,在1820年,西歐12國的GDP總量還只有1454億國際元(以下簡稱元),占當時全球GDP總量的20.9%;而到1913年,西歐12國的GDP總量就增長到了8407億元,占到全球GDP總量的31.1%。西歐12國的平均人均GDP也從1820年的796元,提高到1913年的3688元。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四個西方衍生國的GDP,則從1820年的135億元提高到1913年的5856億元,占全球的21.7%;這四個國家的人均GDP也從1820年的1201元提高到5257元。相比之下,1820年及清朝道光年間,中國的GDP總量約為2286億元,占世界總量的32.9%,比當時西歐12國的總量還多。但是,到1913年辛亥革命後,中國的GDP總量也只是略微增長到2413億元,占全球的份額則下降到了8.9%。中國的人均GDP也從1820年的600元下降到1913年的552元。在1820年,印度的GDP總量為1114億元,占全球的16%;到1913年,印度的GDP為2042億元,占全球的總量的份額則滑落到7.6%。印度的人均GDP則從1820年的565元稍微增加到1913年的673元。從以上的歷史估算數字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出現後,西方世界的經濟崛起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停滯和衰退的大分岔,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經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歷史上各國經濟增長所出現的巨大差異,只是世界經濟增長軌跡大分岔的第一波,而真正拉開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1973年這一段時間。在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各國經濟高速增長,西歐12國的人均GDP從1913年的3688元提高到1973年的12159元,美國和其他西方衍生國的人均GDP則從1913年的5257元提高1973年的16172元。同一時期,中國的人均GDP從1913年的552元僅提高到1973年的839元,印度同一時期也只上升到853元,而全世界的人均GDP從1913年的1510元提高到1973年的4104元。1973年,非洲各國的人均GDP平均只有1365元;而不包括日本、中國和印度的其他亞洲國家在1973年的GDP平均也只有1231元。麥迪森所提供這些歷史估計數據充分表明,世界經濟增長軌跡的大分岔,更多地是發生在當代,尤其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多年間。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帝國在1820年的人均GDP是689元,到1913年十月革命前略微增長到1488元,到1973年蘇聯計劃經濟時期,則提高到6058元。但是,經過了1989年蘇聯解體和獨聯體的制度轉型,到1998年,俄羅斯的人均GDP則下降到了3893元。在東亞,中國則在1978年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大潮中經濟迅速起飛。於是,這就牽涉到當代世界經濟歷史上的各國經濟增長軌跡上的第二次小分岔:東亞“四小龍”自20世紀60年代後的經濟快速成長,1978年中國市場化改革後經濟迅速起飛;相對而言,獨聯體國家轉制後經濟相對衰退和停滯,而西方國家則保持了“大緩和”之後的相對平穩增長,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印度經濟增長仍然相對緩慢。
面對近200年來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軌跡中的兩次分岔,我們今天自然會問這樣一系列問題:為什麼西方各國的經濟在近代和當代興起了?為什麼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到今天仍然沒有出現快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改善?為什麼同樣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中國孕生了近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俄羅斯卻在1989年的轉制後先是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衰退,到1998年之後又經歷了平均不到2%的緩慢經濟增長?直到2016年,具有廣袤領土、豐富礦產、石油、煤炭、森林、鑽石和耕地資源且具有1.43億人口的大國俄羅斯,只有1.23萬億美元的GDP,比中國的廣東省只稍微高一點。俄羅斯的人均GDP到2016年也只有8748美元,只比中國稍微高一點,而比中國的廣東省甚至山東省還低。這一巨大的經濟增長的分岔是如何發生的?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尤其是從本書第3章的幾張圖表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在1820年,俄羅斯的人均GDP相當於歐洲平均水平的60%,在1948年左右反超了歐洲平均水平,但在蘇聯解體後,隨著俄羅斯的經濟迅速衰退(儘管後來有一些經濟復甦),到21世紀初,俄羅斯的人均GDP還不到歐洲平均水平的30%,也只有美國平均水平的20%多一點。這一巨大的反差和分岔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波波夫在這本書中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並把這一新近分岔解釋為市場化改革後“俄羅斯的轉型性衰退”和“中國的加速型增長”(見圖1)。
在解釋市場化改革後“俄羅斯的轉型性衰退”和“中國的加速增長”這一巨大反差方面,實際上這些年國際上已經有了許多著作和論文。正如本書第84頁所提到的,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彼特·諾蘭(Peter Nolan)教授早在1995年就出版了《中國的崛起,俄國的衰落》一書,把俄羅斯經濟的衰退歸結為俄羅斯激進式改革的“休克療法”,而把中國的經濟成功歸結為漸進性的市場化過渡。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則把中國經濟的成功歸結為有為政府以及政府採取了符合中國經濟要素稟賦結構的合宜的發展戰略。譬如,林毅夫曾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主要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1)各種生產要素的增加;(2)生產結構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3)技術進步。根據這一點,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快的高速增長,首先因為這些年中國經濟保持了一個較高的積累率;其次是產業升級為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支持;最後,中國在政府因勢利導的合宜的產業政策下充分利用了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後發優勢。這三個因素加上漸進性地市場化改革改進了制度效率,再加上大國優勢,促使中國經濟產生了過去35年的奇跡(林毅夫、蔡昉、李周,2014; 林毅夫,2014:第1章)。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2009)則把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成功歸結為地方政府的競爭。而與之相仿,復旦大學的史正富(2013)教授則認為,過去30多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所形成的非同於西方國家的由一個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所構成的獨特的中國“三維市場體制”。另一方面,吳敬璉(2012)、張維迎(2012)、周其仁(2010)、許成鋼(2014)和筆者(韋森,2017)則把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歸結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市場化機制的引入、產權制度的變革以及民營經濟的自發成長和崛起。然而,對於從蘇聯到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轉制後的經濟衰退以及之後的緩慢經濟增長的原因,國內的研究實際上並不多。
在一個宏大的國際比較的視野中,本書作者波波夫則從“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和政府合宜的產業政策的對比,來解釋中國經濟的加速增長與俄羅斯經濟的轉型性衰退上的大分岔。他認為,過去近40年中國經濟的成功得益於:(1)1979年中國市場化改革後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不僅僅依賴於經濟的自由化,而在於強大的國家“制度能力”(即政府執行法律法規的能力,參見本書第79頁);(2)強大的國家制度和有效且有為的政府,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人力資本的增加;(3)漸進性的改革,而不是採取“大爆炸式”的“休克療法”;(4)與世界其他國家自願和不自願地移植西方國家的制度不同,中國放棄了短暫的(從1840年到1949年)西化追求,因而從未偏離其維持較低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集體主義制度(參見本書第140頁)。
相反,波波夫認為,俄羅斯之所以在其市場化改革後出現了“轉型性停滯”,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制度能力下降,他還強調這要為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的經濟不景氣負主要責任。波波夫說:“快速增長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大量的關鍵投入——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甚至是農業國家的土地分配、強大的國家機構、經濟刺激,等等。一旦這些重要的成分有一個缺失,經濟就不能飛速增長。……發現這些約束的任務是‘增長診斷’。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約束與缺乏市場自由化有關,另一些情況下,與缺乏國家能力、人力資本或基礎設施有關。”(見本書第104頁)
應該說波波夫這些見解有些是不無道理的。除此之外,這本書也不乏其他方面的洞識。然而,這本書顯然也有其不確當的地方,譬如,在第3章,波波夫就認為,儘管經歷了“大躍進”(1958-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兩次“重大的失敗”,但“中國在1949年到1979年期間也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發展得好,這種發展為今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參見本書第75頁)。他甚至認為,“就在1979年改革之前,中國的發展好像比以前任何社會主義時期都要好”參見第56頁)。這顯然不符合當代中國的歷史史實。經歷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巨大歷史災難的國人都知道,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國民經濟實際上是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人均GDP在20世紀70年代末低於非洲的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極其困苦,甚至許多國人連吃飽肚子都難。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的官方數字,到1978年,一個具有9.6億人口(當時占世界總人口的1/4)的大國,中國的GDP總量只有3769億元人民幣,人均GDP也只有315元。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份額,在1913年的民國初期占全球的8.9%,甚至經歷了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到1952年,中國的GDP占全球份額的5.2%。但是,經過28年左右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和計劃經濟實驗,到1978年,中國的GDP占全球GDP的份額則下降到2.3%。根據這些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表現上鐵的事實,作者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如果不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也不會發生1978年之後的中國市場化改革了,從而也不會有市場化改革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起飛。
其次,對蘇聯時期的經濟表現,波波夫的“歷史的論證”也顯然有很大問題。譬如,
在第5章,波波夫曾提出:“蘇聯的經濟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在趕超型經濟發展國
家中是非常成功的。”(第12頁)並且他認為:“蘇聯經濟和社會模型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是非常有競爭力的。儘管人們普遍認為蘇聯經濟增長失敗了,但蘇聯在1928—1970年中發展速度僅次於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儘管彼時蘇聯的幫助很小,在某些方面也已低於西方的幫助,但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仍在努力模仿蘇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展模型。其吸引力不亞於今天在發展中國家中的中國發展模型。”(第51頁)由此他也認為,個人自由和自由的企業家並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成功的技術進步和高速的經濟增長率(包括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都和這種觀點不一致,即個人自由和自由的企業家精神是成功增長的前提。在蘇聯,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比50年代更加自由,但沒有50年代增長速度快。在20世紀90年代,個人自由、企業家精神和思想的流動非常興盛,但是這段時期經濟發展下增反降,處於技術衰退和研發崩塌的時期。”(第141-142頁)按照這個邏輯,如果蘇聯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沒有市場化機制和自由的私人企業家的蘇聯經濟仍表現如此之好,那麼無疑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聯的市場化改革、制度轉型和蘇聯的解體了。
波波夫之所以對中國和蘇聯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表現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判,可能主要是因為波波夫還是依照計劃經濟時代官方的經濟增長數字來做他的理論推論。另一個原因是,中央計劃經濟時期蘇聯政府和中國政府使用的是靠工業的國有化企業和快速工業化而採取的高積累、高投資和犧牲人民生活和福利的經濟發展政策。蘇聯解體和俄羅斯制度轉型後人均GDP的急速下降,不過是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虛假經濟增長的一個自然釋放。不然,這無法解釋為什麼蘇聯從20世紀70年代之前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卻在轉制後迅速衰落為當今世界上的一個普通發展中國家這一巨大歷史反差了。
當然,作為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顧問以及在俄羅斯和國際上許多大學教書和做研究的經濟學教授,波波夫通過大量地研究世界經濟史,並且通過閱讀發展經濟學理論前沿文獻,他本人還是意識到了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的種種弊端的,正如他在本書中提出:“從純經濟角度看,中央計劃經濟的種種缺陷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約束。”(第53頁);“在缺乏工作輪換和下層管理者控制的情況下,中央計劃經濟無法激活有效的實際資本存量,改善機構的官僚化、設備和組織結構的老化,這些都導致了發展緩慢。”(第54頁)。因而,波波夫得出結論說:“中央計劃經濟僅僅能夠存續25到30年,原因之一在於中央計劃經濟能夠創造新的投資但卻不能有效代替老舊的固定資本存量,另一個原因則是無民主制制約的政府領導缺乏自下而上的管控。一旦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開始萎縮,問題就會隨即出現,經濟活力也會馬上消失。”(前言第4頁)這都是一些非常深刻的理論洞見,也符合歷史史實。
儘管有上述問題,這本有大量數據的比較經濟史的專著還是值得閱讀的。尤其是反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道路,確實有許多問題仍需去釐清和解答。在1978年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儘管中國並沒有採取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的法治建設還在前行,中國的國有經濟仍然占據國民經濟的一大部分,尤其是政府仍然在經濟增長中起到統御性的作用,但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中卻保持了高速增長,以致到目前中國經濟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確實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毫無疑問,當代中國也確實正在走著自己獨特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奇跡背後的制度原因是什麼?中國從一個極其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後,未來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未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前景如何?這些都是今天有待回答的世界性問題。從歷史的、現實的和世界大範圍的比較中探討和解釋這些問題,不僅僅在於理解當下世界經濟的格局,實際上也直接牽涉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該如何走。
是為中譯本序。

韋森
2017年冬至日謹識於復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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