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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 經濟概況、經濟史
 
 
 
 
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
 作  者: 韋森
 出版單位: 中信
 出版日期: 2017.07
 進貨日期: 2017/8/26
 ISBN: 9787508673875
 開  本: 16 開    
 定  價: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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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宏觀政策的當務之急是減稅?

政府拿走的比我們的可支配收入還多?

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失效?

繼續刺激將導致中國經濟長期蕭條?

要回答這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宏觀經濟問題,就必須真正理解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實邏輯。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是宏觀經濟研究領域非常活躍的一位學者。近年來,韋森教授將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和研究形諸筆墨,撰寫了大量觀點鮮明的文章。本書是相關文章和訪談報導的結集,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別對應中國經濟的現狀、應該採取的宏觀政策以及背後的理論依據。

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實際和潛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近40年高速增長之後的下行?韋森教授認為,從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律來看,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行是一個自然趨勢,不必也沒有辦法強行改變。為了維持GDP的增速而盲目投資,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並終將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在這種形勢下,重要的宏觀政策就是減稅富民,減輕企業負擔。中國政府有減稅空間,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負之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應該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宏觀政策的*要務是救企業。

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不斷推進的市場化改革,以及華人所具有的強烈的企業家精神。處於當前大轉型階段的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應該是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這是被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所證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當代中國已經進行了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到今天為止從整體上來說基本上已市場化了,但是,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還遠遠沒有結束。故本書所論,雖然看起來是研究和評論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實際上也是在反思未來中國應該走的社會發展道路。


作者簡介:

韋森,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1995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及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韋森教授是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屬於經濟學家中的改革派、市場派,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減稅富民”、“市場主導”和“法治民主”等觀點。

韋森教授向來秉筆直書,直指問題核心,並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議,是少有的朝野雙方都歡迎的經濟學家。他曾被《南風窗》讀者評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風窗》以“行動派的經濟學家”為題報導了他近幾年在推動中國的《預算法》修訂、政府減稅和宏觀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圖書目錄:

上篇 現實的中國經濟

1 世界經濟衰退與中國經濟

2 以減稅富民來啟動內需

3 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

4 把脈當下中國經濟

5 中國經濟增速漸進下移

6 經濟週期與良序市場經濟制度

7 中國經濟的現狀與未來

8 中國經濟的不可能三角

中篇 合宜的宏觀政策選擇

9 中國需要總量減稅

10 減稅當被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們可支配收入還多

12 通脹與通縮之謎

13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第一要務

14 人民幣匯率當由市場供求決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與防風險

下篇 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

16 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基礎

17 探究經濟增長的深層原因

18 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與未來道路

19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再反思

20 經濟增長的經濟學與非經濟學解釋

21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邏輯


章節試讀:

以減稅富民來啟動內需

在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上,有一個顯見的事實: 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中國經濟體內部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譬如,2007年,中國的鋼產量已經達到4.89億噸,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已經占世界鋼產量的40%。中國的水泥產量在2007年也達到13.5億噸,占世界水泥生產總量的大約一半。中國煤炭產量在2008年也高達25.23億噸,亦占全世界煤炭產量約60億噸的42%以上。儘管2007年中國仍然進口優質鋼材和煤炭,但許多研究均表明,中國目前的低質量粗鋼材和大部分地區煤炭生產能力已經過剩。這幾年經濟高速增長,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水泥。但整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方面一出現不景氣,巨大的水泥生產能力過剩也很快地昭顯出來了。除了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和整個宏觀經濟基礎的產業外,中國製造業絕大多數行業在過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也基本上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包括化工、家電、紡織、汽車、裝備製造、電子資訊等行業。譬如,目前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已經高達年產量1 200萬輛,但據估計目前每年大致只能銷售800萬—850萬輛。在過去內需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為多年來持續和強勁的外貿出口增長所緩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經濟放緩和美國、歐盟與日本等發達國家陷入經濟衰退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製造業大範圍、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極其明顯地凸現出來。在此格局中,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漸漸失去了向外“洩洪”的出口,未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相對高的速率繼續增長,或者能否保持宏觀經濟增速不至於急劇下滑,關鍵就在於如何“向內”啟動內需來“消化”了。

中國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條件下如何才能啟動內需

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內需(即“國內需求”)有三個要素,因而要啟動內需,也要從三個方面分別有所動作:第一,政府財政購買和政府投資;第二,企業投資;第三,家庭消費。這三個方面,無疑都與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決策層推出高達四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畫,各級地方政府又在加碼配套加入這項刺激經濟增長的宏大計畫。根據對已公佈投資計畫的24個省市的合算,全國投資計畫總額已經接近18萬億元。然而,問題是: 這4萬億乃至18萬億元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多少能付諸實施?如果絕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設或按發改委的意向投向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等9大“支柱產業”,又能在長期中拉動多少內需?在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又會擠出多少民間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歸根到底,這巨額的政府刺激經濟的投資計畫,有多少來自政府的財政預算?如果這樣來追問,我們就會發現,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政府投資方面能真正促動內需的,實際上在於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能有多少預算赤字,其他方面均是虛的。然而,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 2009年上半年,儘管中國企業運營的國際國內環境極其險惡,儘管有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畫,仍然出現了5 073億元的財政盈餘!到9月,財政盈餘竟然擴大到6 316億元。到10月,全國財政收入58 363.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 087.99億元,增長7.5%,國內消費稅同比則增長83.8%;全國財政支出49 886.04億元,政府財政盈餘竟然增加到8 478億元!從2009年1—10月中國政府的實際財政收支執行情況來看,很難說在世界衰退的國際大環境中決策層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我們採取的反而是緊縮性的宏觀財政政策。

其次,要想拉動內需,單靠政府購買和政府公共投資增加這一因素“唱獨角戲”顯然不夠,還必須大幅度地提高企業界,尤其是關係到經濟增長的房地產行業和民營企業的企業家信心。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要提高企業家的信心指數,從而敢於投資和擴大生產規模,顯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決策層提出的數萬億元刺激經濟的計畫,從目前來看對提升企業家信心指數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於中國企業實際上已經稅負過重,合宜的政策選擇是: 與其通過高稅收、高財政支出來拉動政府方面的高投資——從而實際上是政府替企業花錢,不如採取大幅度地降低企業各種稅負,把資金留給企業自己去花、去投資。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很多中國企業——特別是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資金鏈短缺,經營困難,政府目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恐怕莫過於降低經營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各種稅負了。只有企業稅負真正減輕了,企業有贏利的預期和“理性計算”了,看出了賺錢的商機,企業家的信心指數才會提升,企業才會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和企業技術升級,從而才能真正啟動企業投資擴張所引致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採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啟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產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中國產品出口增長將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啟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家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歷史兩方面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均太低,而固定資產投資率太高,積累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只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了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GDP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準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準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於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準,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放慢腳步》的文章中稱:“中國的家庭消費支出在過去10年中增長較慢,現在僅占總產出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國家中最低的。”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費率——不斷降低?這堣j致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最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超高速增長,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低於同期的政府財力增長。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陳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堙A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其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近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近些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個百分點。在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近十幾年來每年增幅大都超過20%)、企業利潤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時,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結果自然是“國富民窮”。這是近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於我們現存的體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場化過程中積累社會財富極其迅速,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而言比較緩慢,這就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和社會財富佔有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僅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來,來自國內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數據均表明,中國的基尼係數已在0.47以上,超過了美國、俄羅斯,更超過印度的0.36,已經接近拉美國家的平均水準。另外,按照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一項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37倍,遠遠高於印度以及印尼的5.52倍和菲律賓的9.11倍。中國的社會財富佔有和社會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會財富向直接掌握著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系的人們的手中快速積聚,就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格局乃至社會的基本安排上產生兩個明顯的後果: 其一,由於富人過富和窮人太窮,就會出現“富人有錢無處花(消費),窮人有錢不敢花”的情形,從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長期經濟增長乏力——這正是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情形。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家庭消費一直疲軟,這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機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衝突,如遊行、罷工,乃至社會動亂。這無疑對實現政府所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在中國宏觀經濟放緩、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尤其是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的現存格局中,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出了。

第三,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數低收入家庭還是不敢消費,而是將有限的錢存儲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不到位,導致大多數低收入家庭有錢不敢花,而是存起來以備生病、失業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開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從社保方面來看,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最近數據,發達國家用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連續幾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儘管GDP猛漲,政府財政收入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雙倍於甚至三倍於GDP的增長,但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直接維繫民生的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新近數據,中國目前投入醫療的錢還不足GDP的1%,在196個國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位。醫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較低,更影響了人們的消費和儲蓄傾向。譬如,按照國家統計局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所給出的數字,多年來,我國國家財政性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僅為2.82%,2006年為3.0%。2007年,這一比例有所提高,達到了3.32%,但還遠未達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紀末要占GDP的4%的目標。從全世界來看,目前各國僅投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占GDP的平均值就為4.8%,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也為4.2%。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經費總投入比例實在是少得可憐。

政府財政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導致全國各地各大學幾乎普遍出現了巨額的負債,另一方面也使高校對學生的收費在學校實際經費運營中的比例不斷攀高。譬如,國內有研究發現,1995至2000年,中國高等教育政府投資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學生交費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則由30%上升到44%。家庭個人培養子女上學,尤其是上大學所需的費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會影響中國普通家庭的消費傾向。

以上三個因素綜合起作用,中國居民收入即使增加了,也不敢消費。最終所導致的結果是,居民家庭的消費率在近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持續下滑,導致中國最終消費需求疲軟。

理清了制約和決定國內總需求不足的最終消費需求疲軟並且多年來持續下降的原因,也就大致知道我們的經濟體系和制度的問題癥結之所在了。2010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只不過把這些問題鮮明地暴露了出來而已。基於上述因素分析,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經濟格局中,要啟動內需,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有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持續的增長,關鍵就在於要根本調整我們的宏觀政策基本導向,並相應地改革我們的財稅體制和政治體制,解決以上制約國內最終消費不足的三個體制和政策導向上的深層次問題。只有徹底扭轉了勞動者收入在國民經濟份額持續下降的趨勢,採取並真正貫徹了實實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啟動內需。

如何啟動中國家庭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

根據上述導致近幾年中國最終消費不斷下降的三個因素,在“切實富民”和啟動國內最終消費需求方面,目前看來大致也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項:

第一,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勞動收入稅率和增加工資等多項政策選擇,較快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儘快並迅速扭轉勞動收入占GDP份額下降的趨勢。在這方面,要學習日本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做法和經驗,制定鮮明且切實有效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富民”計畫。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轉並切實改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在快速和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收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額,並通過推出一些財稅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提高政府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對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監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陽光財政,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管道和可能。這將是改進中國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仍在不斷拉大之現狀的根本之策。

第三,儘快推出能使全社會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真正實惠的醫改方案,並投入鉅資加強社保體制的建設。譬如,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支出和諸如“四萬億”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中,要真正捨得切出一大塊來用於醫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財政狀況相對還比較寬裕的情況下,與其花巨額資金扶持生產能力已經大幅度過剩的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資訊九大產業,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向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等已經相對寬餘的——如果說還沒達到過剩的程度的話——大型工程和設施的建設,不如把巨量資金投向醫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等公共服務部門,從而提高全國的醫療效率、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衛的服務水準和效率。反過來說,只有醫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的私人花費相對減少了,人們才會對未來有確定的預期,才敢花錢,才敢消費。也只有這樣,居民家庭消費和國內需求才會被真正撬動,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是可持續的,才會走向一個財富增加拉動消費、消費增長拉動投資、企業投資擴張推動整個經濟增長這樣一個良性迴圈的軌道。相反,如果把這“四萬億”乃至“18萬億”諸如此類刺激經濟增長的巨額資金仍然投在什麼九大產業和大型工程專案上,結果將會是內需依然拉動不起來,卻加劇中國製造業的生產能力過剩。這樣做下去,即使在短期內保住了經濟增長的速率,卻把更多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推向未來,使我國經濟在未來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和更長久的問題。

最後也必須指出,除了上述三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外,深化金融體制建設與改革,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規範和公正地運作,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發揮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穩定的增長,對拉動內需也有諸多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只有社會絕大多數人覺得手中的財富不斷增加了,經濟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迴圈。因為,只有當人們時時感到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財富不斷增加,並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他們才敢花錢,才敢消費。由此來看,儘管股市的穩定和繁榮乍看來與內需沒有直接關係,但在現代實體部門和金融部門千絲萬縷地聯結在一起,從而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貨幣資產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不清的情況下,只有股市的持續繁榮,才會有持續的消費增加和持續的投資增長。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應該是實體部門真實增長的先導和點火器。從這一視角來看,在實體部門經濟步步趨冷的格局中,決策層應該採取實實在在的措施,推動股市、期貨市場發展以及債券發行規模,並積極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從而通過金融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來提高人們的信心,切實增加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財富。這樣做了,會進一步促進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欲望,從而提高人們的信心,促使整個經濟儘快復蘇。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經濟趨於衰頹的大環境中,要真正啟動內需,確保中國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在目前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採取有效措施通過實施新的“減稅計畫”,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負,並加大在醫保、社保、城鄉公共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改變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傾斜、財富越來越向國家轉移和集中的趨勢,並要徹底改變積累率遠遠高於消費率的現實格局,真正實現“讓利於民”和“藏富於民”。只有這樣,才能預期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逐步富裕的同時,全體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這樣才能夠徹底消除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目前所面臨的內需不足的瓶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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