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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學者看中國和世界
 叢書名稱: 張梅對話世界叢書
 作  者: 張梅
 出版單位: 當代中國
 出版日期: 2019.03
 進貨日期: 2019/4/2
 ISBN: 9787515408620
 開  本: 16 開    
 定  價: 570
 售  價: 456
  會 員 價: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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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推薦序一

哈佛大學是享譽世界的知名學府,也是美國常春藤八大盟校的龍頭老大。自1636年建校以來,哈佛大學育人無數,既有政界、商界的精英,也有人文、社科領域的大師,更有眾多來自中國的學生、學者,他們的所思所想、所做所學,不僅為美國這座382年的高等學府增添了光彩,也為中美文化交流寫下了重要篇章。

張梅2015年受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在哈佛大學訪問學習,在交流期間,她訪談了哈佛大學眾多有世界影響的學者,例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杜維明、王德威等,開拓了中美人文學者對話交流的新天地。作為與張梅都曾經在哈佛訪學和交流的學友,我拿到這本書後甚為欣喜,打開來立刻閱讀,張梅與眾多哈佛學者之間的對話讓我頗感受益,她所寫的這些哈佛大師的印象記讀來也感覺親切、自然,使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哈佛的訪學時光,那些在查理斯河畔與世界*大師們交流和對談的日子。因為我在哈佛甘迺迪學院做高級研究員期間也寫過一本有關哈佛甘迺迪學院的圖書,也訪問了很多哈佛的知名學者,我很欣賞張梅能繼續做這種有意義的中外學術介紹工作。

多年來因為致力於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簡稱CCG)的建設和中美文化交流,我對中美兩國學者的所思所想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為了更好地開展智庫的工作,拓展智庫的全球影響,同時也是為了落實國家的“二軌外交”政策,我也多次帶領智庫的同仁赴美,與美國政界、商界,特別是美國的大學、研究所,以及一些有世界影響的智庫學者座談。在和他們交流研討的過程中,我深感,當前中國的對美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工作還有許多空白點,無論是中國主流學者對美國,抑或美國精英學者對中國,都還存在某種程度的誤解。因此,我認為,保持中美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對於推動當前中美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

張梅的《哈佛學者看中國和世界》無疑是中美文化交流中開出的一朵燦爛的花。她所訪談的這些哈佛學者我都頗為熟悉,有很多學者曾經被我邀請到智庫來交流研討過,因而對於他們的思想我並不陌生。我認為張梅在與他們的對談中所提出的問題,抓住了他們思想的核心和要義,也反映了當前中國學界和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熱點問題的關注,就訪談文稿的品質而言,我認為這本書的分量很重。

我與張梅認識多年,她當初因為想要申請哈佛來向我請教,初次見面,感覺她就是一個文文靜靜的普通研究生,不顯山、不露水的,如果不是後來經人介紹,我很難想像她都已經讀完了博士,對於這樣的有志青年,我當然樂於提供指導和幫助。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她時不時給我發來郵件。後來她申請到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資助,走之前還經常參加我在歐美同學會組織的一些活動,非常善於學習。我也衷心地希望她在哈佛的學習和交流結出豐碩的果實。

張梅果然不負所望,今天她的《哈佛學者看中國和世界》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印刷出版,作為前輩學友我當然樂見其成,並欣然提筆為之作序。一直以來,我為張梅這位年輕學者的熱忱、敬業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所打動,也感到能幫助推薦這樣一本有內涵、有思想的圖書很有意義!特為此序,略述所感。





王輝耀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

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推薦序二

張梅是華僑華人、公共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她出書請我作序,我欣然應允、倍感榮幸。

這本書收錄的是張梅在哈佛大學為期一年多的訪學時間內,直接採訪或與他人合作採訪的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名家訪談文稿的彙編,在我看來,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書!無論是張梅所訪談的美國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軟實力”提出人約瑟夫·奈,哈佛大學中國高級官員培訓項目的主要負責人、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主任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還是哈佛燕京學社原社長、儒學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杜維明,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歷史學家宋怡明等,都是當代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和歷史領域研究中國問題的鼎鼎有名的大師,他們對於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都有一得之見, 因而,這是一本思想性很強的書。

作為20世紀80年代赴美的華人學者,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整整33年,回溯近30年來美國學界對於中國研究關注點的變化,我覺得,美國學界已經從20世紀80、90年代把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專門研究對象的傳統漢學,逐步向把中國作為社會科學一般研究物件的當代中國研究轉變。在行為科學革命的學術大潮影響下,邁克·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Ken Lieberthal)、謝淑麗(Susan Shirk)等一批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擺脫把文化作為主要變數的傳統中國研究範式,用理性選擇、規則與激勵機制等概念工具來解釋中國,從而把中國研究引入了美國主流社會科學,正如奧克森伯格與何漢理(Harry Harding)等人所總結的那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美國的中國學家們從*初以事件積累為主的觀察,逐步發展到對中國高層政治和城鄉社會動態進行系統的田野調查、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在時空維度和研究視野上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我想,張梅的這本書其實體現了一些海外漢學家研究的變化。

在我看來,這也是一本比較輕鬆、讀起來能夠引人入勝的書。因為張梅的這本書將訪談名家的個人小傳、訪談文稿和漢學家印象記等融於同一本書,同時附上了她在訪談時所拍攝的相關場景的照片,讓廣大讀者在閱讀、吸收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名家真知灼見的時候能真正走進大師的心靈深處,欣賞大師們妙趣橫生的小故事以及對他們學術和為人的評價,這是目前市面上的同類訪談書籍尚未呈現的內容,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這本書能夠吸引大量讀者的目光。

當然,作為《當代中國》(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的編輯,我以我作為編輯的苛刻的眼光來看,這也是一本有著這樣或者那樣不足的書,例如我認為在提問設置上可以更尖銳一些、在內容的表述上也可以尺度更大一些。但是作為期刊主編,我更知道看別人的成果我們都知道哪裡不好,可是自己做一下就知道能做成這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張梅的真誠、張梅的努力,我認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我覺得張梅是具有赤子之心的年輕人,年輕人總是要成長的,我希望她在不斷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中永葆這份赤子之心。





趙穗生

美國丹佛大學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推薦序三

哈佛大學是舉世公認的世界一流學府,雲集著來自世界各地著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文學家等。

張梅博士于2015年通過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公派出國留學選拔後進入哈佛大學訪學,她一直思考,可否圍繞中國理論界、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到哈佛大學做一些研究中國問題學者的訪談,聽一聽他們對當代中國的看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正是基於此的一次成功嘗試。

作為哈佛同窗學友,我親眼見證了張梅博士問道哈佛、心系中華的一片赤子之情,她在為期一年多的訪學時間內,直接採訪或與他人合作採訪了多位哈佛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名家,學術訪談的文稿公開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清華大學學報》《新華文摘》《東南亞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以及《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刊物上,並被人民網、鳳凰網、環球網、新浪網、搜狐網、央廣網、澎湃新聞網等轉載。同時本書還包含了她應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邀請寫作的這些中國問題研究名家的“漢學家印象記”系列文稿。我認為本書有如下特點:

一是巧取角度,既有站在哈佛看中國的高度、又充滿情系中國大地、跨越太平洋的深度洞悉,為站在哈佛看中國提供了一扇方便法門。本書全部訪談文稿幾乎都由張梅博士獨立採訪完成(僅有一篇訪談與他人合作完成),訪談聚焦當今中國社會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文稿總體品質較高。

二是充滿溫度,以*人稱親歷式面訪對話哈佛大師,以耳目一新的小切口切入宏大敘事主題,對中國條分縷析進行全景式解讀,為站在哈佛看中國提供了全新視野。國內現已出版的哈佛主題相關書籍,較有影響的除張冠梓教授主編的《哈佛看中國》外,還有部分哈佛學習追憶或回憶類的書籍,如1996年三聯出版的吳詠慧老師的《哈佛瑣記》,以及20世紀90年代趙一凡所寫《哈佛讀書劄記》,這兩本書出版後都產生了較好的反響。可是因為兩位作者的敘述都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哈佛人物,而哈佛新人輩出,本世紀哈佛湧現出甚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他們像老一輩的哈佛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一樣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是根據作者有限的檢索,市面上尚未有記述他們的相關書籍,因此本書選擇的相關人物除了少數健在的老一輩哈佛學者外,更有大量新近湧現的知名學者,通過*人稱親歷式面訪,充分展示哈佛學界關於中國研究的新觀點,讓人耳目一新。

三是有縱深度,通過歷時和共時視野問題導向,全方位透視哈佛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群像,閃爍著智慧群星燦爛之光。哈佛大學也是美國*早開設中國學研究的學校,盛產了許多中國研究名家,如費正清、史華慈、傅高義、孔飛力、杜維明、包弼德、柯偉林、王德威等,出版了諸多影響深遠的著作。20世紀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在他前往中國開展“秘密外交”前,專程回到母校哈佛大學傾聽中國研究專家們的見解,開啟了中美建交的新時代。市面上現有的哈佛主題書籍,或是聚焦于訪談,或是專注於回憶性的記述,本書將學者小傳、訪談文稿和漢學家印象記熔於一爐,給人以豐富的啟迪。







伍?剛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廣網副總編輯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13—2014)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新媒體專業委員會委員


內容簡介:

本書是張梅副教授2015—2016年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採訪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訪談彙編,訪談共16篇(另有漢學家印象記14篇和書評2篇),其中若干篇已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清華大學學報》《東南亞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以及《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刊物發表,並部分被《新華文摘》、人民網、鳳凰網、環球網、新浪網、搜狐網、央廣網、澎湃新聞網等轉載。

訪談主要圍繞“中國政治經濟”“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外交與對外關係”“中國華僑華人”等內容展開,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受訪者多是哈佛知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其從國際視野對中國的發展及對國際關係的評論較為客觀中肯,為我們從另外的視角更加全面、清醒地認識世界和自身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和參考。


作者簡介:

張梅:博士、政治學副教授,2015—2016年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兼任歐美同學會留美青年委員會委員,哈佛大學中國校友公共政策論壇委員會秘書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華僑華人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環球時報》、《中國社會科學報》、“鳳凰網大學問”特約記者。主持和參與了多個國家部委研究課題和社科基金研究項目,在《新華文摘》《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現代國際關係》《馬克思主義與現實》《清華大學學報》《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現代傳播》《東南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新視野》《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學習時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刊物上發表文章70餘篇,多篇文章被人民網、鳳凰網、環球網、新浪網、搜狐網、央廣網、澎湃新聞網等轉載。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華僑華人、公共外交、移民與全球治理。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關於中國政治經濟



全球體系下的中國經濟與中美關係

——訪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 003

要正確看待日益強大的中國

——訪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主任

??安東尼·賽奇教授 023

親緣關係、地緣政治與當代中國研究

——訪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 045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新時期對外關係

——訪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主席柯偉林教授 069



第二部分?關於中國歷史文化



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

——訪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國際哲學學院院士杜維明教授 091

以史為橋?溝通哈佛與中國

——訪哈佛大學副教務長包弼德教授 123

如何理解滿族史與清史的關係

——訪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歐立德教授 147

神話比較揭示人類擁有共同的根

——訪哈佛大學邁克爾·威策爾教授 169



第三部分?關於中國外交與對外關係



中國軟實力的現狀、發展與新時期的中美關係

——訪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約瑟夫·奈教授 193

中國的大國擔當與外交挑戰

——訪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文安立教授 217

美對華政策演變及中美關係前瞻

——訪丹佛大學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教授 237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及戰略互動

——訪美國政治學家、哥倫比亞大學韋愛德教授 261



第四部分?關於中國華僑華人



華語語系文學與海外華人文化

——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王德威教授 285

世界歷史大框架下的海外華人

——訪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 311

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訪加拿大民族研究聯合會會長郭世寶教授 327

世界史視野中的華僑華人

——訪新英格蘭華人歷史學會副會長杜榮佳教授 349

後記 368





全球體系下的中國經濟與中美關係

——訪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查理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教授。薩默斯1954年11月30日出生於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紐黑文(New Haven),父母均為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經濟學教授,叔叔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和舅舅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默斯年僅16歲便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MIT)修讀物理學,後轉修經濟學,1975年獲學士學位。此後他進入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跟隨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攻讀研究生,並于1982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作短期教學,1983年薩默斯成為了哈佛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

薩默斯在美國政界頗有建樹。他1982年開始涉足公共事務,曾任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簡稱CEA)成員。1991年,他離開哈佛大學出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師。1993年,他進入美國財政部(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擔任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1999年7月,他出任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財政部長。2001年7月1日,薩默斯出任哈佛大學校長。2006年6月,他辭去哈佛大學校長職務。2008年,薩默斯擔任奧巴馬(Barack Obama)競選班子的經濟顧問。2009年至2011年,任奧巴馬政府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

薩默斯教授在學術界成績斐然。他因在經濟學領域的傑出貢獻獲得美國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也是第一個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艾倫·沃特曼獎(Alan T. Waterman Award)的社會科學家,他同時是美國計量經濟學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會員和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員。



一、全球化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張梅:勞倫斯·薩默斯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作為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您曾因在經濟學領域的傑出貢獻獲得美國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您也是第一個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艾倫·沃特曼獎的社會科學家,同時還是美國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和美國藝術科學學會成員。在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長期間,您實現了美國有史以來最長時期的經濟增長,時至今日,面臨最緊迫的經濟討論時,您仍然是美國政府最先想到的求助對象。我知道您對中國經濟亦相當關注,能不能請您談談您和中國的淵源,您第一次到中國來是什麼時候?



勞倫斯·薩默斯:我第一次到中國來是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我才25歲,是第一次到上海。那時我非常迷戀喝可口可樂,可是我到了上海10天,都沒有找到我喜歡喝的可口可樂,這可是一個大問題(笑)——因為當時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產品銷售。我不得已給美國打電話,告訴我的父母在上海買不到可口可樂。我從酒店出來走了一段距離,那時上海馬路上空蕩蕩的,很少有汽車,我帶著非常大的好奇心去觀察路上的行人,可是我發現當時的人們對我更好奇,他們想跟我拍照片(笑)。在上海的市中心閒逛的時候,我甚至可以到馬路的中央去走,因為每隔五分鐘才會有一輛汽車。在我看來,當時的上海真是非常與眾不同的世界。





張梅:與您第一次到中國來看到的情況對比,您覺得近40年來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



勞倫斯·薩默斯:40年的時間匆匆而過,我看到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說到我對中國的看法,我想可以利用歷史學家看待經濟歷史的長遠視角: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倫敦在1800年的生活水準比古希臘雅典時期提高了50%,但這是經過2300年的發展才實現的。之後發生了工業革命,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普及,每年增長率超過1%,比之前2300年有了巨大變化。中國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光輝一筆,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著平均7%左右的增速,這幾十年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大概10—15倍。中國的增長惠及全球人口的1/6,在健康、教育、女性權利等方面都有發展。中國人生活水準的改變不僅僅局限在世界1/6的人口中,同時也影響到了世界上其他的各個角落。我認為中國的發展是比工業革命還要偉大的,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是絕對可以載入史冊的事情,而且是歷史教科書上的第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我們不用懷疑它的重要性。





張梅:您覺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應歸功於哪些因素?主動力是什麼?



勞倫斯·薩默斯:第一,中國過去修正了一個有問題的體系,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釋放了組織活力;第二個增長點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紅利;第三是中國大量學習海外企業經驗,這推動企業增長。說到這個發展的動力,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也許你能清楚地看到明顯有哪些因素在發揮作用。例如,手機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用品,一個手機價格一般不超過600美金,可是它的計算能力比我們登月時超級電腦的能力還強50倍,並且它可以讓我們更多地與他人溝通,甘迺迪總統在任時整個白宮的通信系統都沒有這麼強(笑)。通過手機,我們接觸到了更多的資訊,似乎你就與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比鄰而居……這反映了科學與理性的力量,應該說是理性、科學、技術,還有更廣泛的相互理解和共識塑造了如此巨大的進步。同時,市場的力量與激勵機制,使我們從集體農莊轉向了現在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也使得企業應運而生,像我們現在看到穀歌(Google)、臉譜(Facebook),每家市值都很高,已經抵得上全球汽車工業的總和。此外,現在的發展還得益於開放,有了開放,我們才可以讓科技進步得到廣泛傳播。我們可以看一下“二戰”結束之後早期的情況,當時實施了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稱是“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可是在那個時期,發展中國家整體來看沒有什麼進步,無法與發達國家相互融合,但是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主要原因就在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大程度上實現了貨物流通、資本流動與國際化生產。在全球化推動之下,中國受益良多,同時中國也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在全球經濟發展增量中占到了1/3。當然,世界也是如此,在過去40年間,全世界人均壽命不斷增長,每小時人均壽命就會增加15分鐘;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人們的健康受到營養過剩的威脅,而不是饑餓的威脅;同樣明顯的是,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賦權。我期望這樣的發展趨勢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張梅: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經濟發展。您怎麼看待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接下來的發展?



勞倫斯·薩默斯:我覺得,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中國很快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還不到美國的25%,所以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第二,中國整體發展水準不如美國,但是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非常強大。一般在中國這種發展水準,很難有公司可以制定全球的行業標準,但是中國不同,這次經濟發展浪潮中,中國的金融科技發展的比美國還好。另外,我還聽說一些生物製藥領域中國也比美國先進。人工智慧領域,雖然美國暫時還領先,但是中國的進步更快,所以中國可能要反超。有個名詞叫“後發優勢”(Late-mover Advantage),就是後進者可能會省略一些發展階段直接進入更先進領域,我覺得中國就是如此。另外,我特別想請你注意一個資料,在2011年至2015年間,中國基建用的混凝土超過美國整個20世紀的用量,通過這個資料我們能看到中國發展的決心。





張梅:您對中國經濟發展有沒有什麼擔憂?



勞倫斯·薩默斯:第一,我想可能需要擔憂的是如何防止體系崩潰,中國能不能實現轉型,由消費而非投資主導,由民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主導,由企業家自發而非行政命令主導。第二,中國的外部關係——中美兩國之間衝突的可能性在變大。當前美國企業有一些轉變,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企業認為中國人富了,但是還保留著貧窮的習慣,例如盜版問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中國政府對美國公司的做法。過去討論對華政策,美國企業一般都很積極,要求不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但是現在美國企業對中國不滿的聲音變多了,所以他們會支持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對中國的強硬態度。我覺得,當前中國政府如何定義經濟發展,這是很多問題的關鍵。中國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經濟成就,要承擔什麼樣的國際責任?中國希望重塑和引導國際體系建立,又要作出哪些貢獻?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在國際經濟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外界對中國的期待會更高。

二、“逆全球化”的挑戰及其應對

張梅: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發展機遇,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可是當前也有一股潮流,那就是“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思潮,您怎樣看待“逆全球化”的挑戰以及接下來的應對策略?



勞倫斯·薩默斯: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當今世界依然面臨諸多挑戰,例如不平等在加劇。過去幾年,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尤為突出,例如經濟難以實現快速增長,無法為公司提供持續健康的金融支援。在這樣的趨勢之下,我們看到了民族主義的抬頭——很多國家都有民族主義的勢頭,尤其是在西方。同時,我們也看到人們對國際合作充滿疑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是相輔相成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工業化國家前所未有的創新和發展,再加上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力,這樣的組合是非常符合創新創業者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新興市場國家勞動力的利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發達國家勞動力的利益,因為在早些時候,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會從創業和創新的過程中直接受益。說到解決方案,在我看來,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策引導,有三個方面的政策我覺得比較重要:

第一,要有廣泛的社保去保護我們的中產階層,避免陷入民族主義。你如果回過頭去看一下國家的歷史,諸如美國的歷史,美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政策,讓大部分美國人都有機會上大學,都能獲得醫保,同時確保中產階層家庭可以獲得他們所應得的支撐。我們當時從國家的財政中拿出一大部分援助外國,而且這種援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對中產階層的保障,這是我們負責任的國際主義的第一步。

第二,要管理世界一體化進程帶來的後果。有人跟我這麼講,把你自己設想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首先他們會跟你說,你可能會丟掉飯碗,因為我們要開始從海外進口了,那實際上很好,因為你可能會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你的孩子可以買到更便宜的玩具,你的進口車更便宜,產品更物美價廉,所以你說:“好,沒問題。”然後他們又跟你講,我們現在會進口,你工作的公司會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你要理解,對你而言這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企業就會在競爭中處於劣勢,企業沒有競爭力對整個國家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就業,所以從開放的角度來講,這也是好事,你會覺得有一些懷疑,但是還是會說:“好吧”。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去對你講,現在我們要給這些公司減稅,但是要給你個人加稅,因為你動不了,公司可能會轉移到海外,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給公司減負,在這個問題上你就會感到非常恐慌。因此,我們需要一些共同的、國際化的做法,去避免這種高流動性的競爭,來照顧到我們沒法移動的這些人民的生活福利。

第三,各方要基於互信、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我們看到貿易協定成為很多國家元首出訪國外的戰利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的代表也需要不停地去談判,然後再向國內進行彙報,確保其對國際一體化進程的支援。我認為這樣一種盲目的做法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我們確實需要去把國際合作的想法做實,來應對國際性的挑戰,例如氣候變化的挑戰——氣候變化的挑戰是確實存在的,也是最明顯的一個範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挑戰,例如傳染病的威脅,以及其他的衛生領域的威脅,跟氣候變化是一樣的,都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也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公民,但是這些問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必須要基於互信來開展工作,讓現在積極的全球化趨勢能夠持續下去,同時能夠用創造力開展工作,應對挑戰。





張梅: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國內的反經濟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明顯上升,世界各國都在思考如何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對此,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勞倫斯·薩默斯:我想跟世界各國工商業界的同仁們說,你們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時要著眼長遠,你們在制定與美國政府交流的戰略時一定要充分強調你們長期的願景。從長遠來看,每個國家都應該避免重返保護主義的泥沼,加強共同的全球化的發展,這樣才能共同應對“逆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三、中美貿易摩擦與中美關係的未來

張梅:您怎樣看待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Sino-US Trade Friction)?

勞倫斯·薩默斯:近期我見到了很多中國的高層官員,包括政府和企業界的人士,交流中瞭解到很多資訊。有兩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第一句話是一個中國朋友和我說的,他說:“關於最近的中美貿易爭端(Sino-US Trade Dispute),如果你們是想讓我們減少向美國的鋼鐵出口,增加汽車進口,在基礎設施方面增加投資或減少投資,並且允許美國在中國進行更多投資、研發,如果這是你們想要的,可以坐下來談。但如果是想未來50年的規則變成這樣,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的國家,中國必須要融入你們的規則,這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這就是美國想要的。我越來越擔心,因為在美國企業、政治領域的人看來,中國現在越來越被認為是威脅,而非機會。所以,我聽到這樣的話,想到的是當前停止貿易爭端是有挑戰的,但是我認為美國與中國應互相借鑒偉大之處。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兩個社會,都為自己驕傲,都認為自己與眾不同,都為自己的歷史感到榮耀。準確定義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要它們兩個彼此之間達到和諧共處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歷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在新的力量增長的時候,在位的這些力量往往會對他們實施一些阻撓,或者並未把他們看成善意的崛起。要想這個過程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加強溝通與合作。

第二句話是我在美國呆了很久的一個老朋友說的,他說:“美國不能輕視中國,因為美國沒有這樣的力量,並且這樣做是錯誤的,也不會讓你這樣做。”他講到了美國大學的偉大、矽谷以及美國創業精神的偉大之處,美國為什麼不能繼續努力做得更好,而是要遏制中國,想在鋼鐵等方面打壓中國。我覺得這些問題提得很好,值得美國深思。美國和中國的經濟關聯和之前的大國之間的紐帶十分不同。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人民生活標準不到最領先經濟體的25%,當前中國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國的25%,但是中國一些公司的發展、它們所處的行業都非常領先,例如百度、騰訊和阿裡巴巴,資訊技術、互聯網技術驅動了這個時代的現代化,世上只有這兩個國家有很多公司通過有意義的方式,在這個領域起到領先作用。

中國在40年改革中實現的增長,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們需要意識到,美國經濟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東京(Tokyo)、北京、法蘭克福(Frankfurt)、布魯塞爾(Brussels)等,受到更多其他國家的影響,而非美國的影響。在如今的世界舞臺,美國更應思考如何繼續發揮好自身的獨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戰之後“一枝獨秀”的角色。雷根總統(Ronald Wilson Reagan)曾經說過“核戰沒有贏家,因此不能打核戰”,我認為,同樣的話對貿易戰也適用。貿易戰最大的後果是心理上的威懾,對供求關係以及GDP的實際影響很小,雙邊貿易“威嚇”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有效的策略。





張梅:您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如何理性看待當前的對華貿易赤字?有沒有什麼好的解決策略?



勞倫斯·薩默斯:中國對美出口確實給美國造成了一些問題,但這並非因為任何不公平的貿易政策,而是中國產能高速增長的自然結果。因此,美國將對華貿易赤字的原因歸結到商業行為上是有誤導性的。的確,中國以各種方式對本國出口企業進行了多項補貼,但是如果美國真的成功地阻止中國發放這些補貼或停止進口這些接受補貼的產品,只會導致生產向越南或其他低工資國家轉移,而不會在美國國內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同樣的,即使中國當真降低了對美國產品設置的貿易壁壘,那些受益的美國企業也並不會在美國境內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時必須向中國合資夥伴轉移某些技術,對此這些美國企業的確有資格抱怨,但是這一問題如果得到解決,只會導致美國國內的生產活動被更多地外包到中國,從而導致美國就業崗位的進一步流失。

儘管有一些國家對與中國開展貿易與商業行為會感到受威脅,但是近幾個月來,由於美國對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與全球體系的漠視,美國的貿易政策不幸地使世界大多數國家站在了中國一邊。許多國家站在中國一邊,不僅使得中國更容易抵制美國,而且還削弱了美國制裁的有效性。中國仍然可以將產品出口到其他市場,而使用中國產品的美國生產商卻因被迫支付關稅而失去競爭力。最近幾周,每當美國推行其策略時,市場就出現小幅崩潰,而每次表現出退讓時,市場又會反彈。同時,歷史也清楚地表明,20世紀90年代初,針對日本進行的貿易鬥爭,付出了巨大成本同時卻收效甚微。

我認為,今後中美不能完全從商業的角度看待兩國關係,而應把談判框架放寬,用更加寬泛的思維及多邊的方式處理中美關係。與其讓貿易領域的官員來處理中美貿易問題,不如讓擁有更加豐富背景的官員以更加寬泛的框架來處理貿易問題;與其僅局限於貿易問題,不如更多地去探討兩國的長期關係。接下來的10年,我們將面臨一個劇變的世界。中美兩國應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分歧。未來在潛在的核擴散、伊斯蘭恐怖主義、可能的大規模疾病、徹底地擺脫貧困等領域,中美兩國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張梅:您怎樣看待未來30年的中美關係?



勞倫斯·薩默斯:未來中美兩個大國應加強相互間的對話合作,中美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命運。大國關係的偉大性在於,我們在尊重對方尊嚴、傳統體制的同時,必須就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進行合作,通過建立一種法治和程式來管理商業糾紛。如此,中美兩國就能夠為全世界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我堅信這完全可以做到。

如今中國政府願意本著長期戰略性的眼光來思考問題,而美國現任政府更多以交易性的短期視角來看待世界。但就目前來看,中國可能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一味地從特朗普失敗這個角度來看待美國所發生的一切。與此同時,從美國視角來看,對於中國表現出的想要魚與熊掌兼得的做法也感到難以理解。中國對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行為,以及處理事務的方式感到擔心,對此我表示理解。但從美國視角來看,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擔心,中國一方面希望享受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好處,另一方面又想依靠其大國崛起的力量重新定義地緣政治,同時,中國希望更廣泛地去改變諸如海上安全規則等,美國擔心中國會利用其崛起的資訊技術領域的力量來為自己謀福利,而不是為了大眾即全世界人謀福利;此外,如今的中國似乎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積極地去暗示自己關於世界運轉的一些建議,而是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直接提出替代性的提議。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30年美國怎樣發展,中國怎麼樣發展,但是我認為中美兩國在接下來的30年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為我們有重大的共同利益。關於未來30年中美關係的構架,一種可能是兩國都能取得成果。另一種不那麼樂觀的情形——是美國成功而中國失敗,或者是中國成功而美國失敗,但在我看來後一種情形其實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中美現在是處於一個相對比較小的船中,儘管海浪洶湧,但我們還是要共同發展,雙方都意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



【漢學家印象記】

課堂上的勞倫斯·薩默斯*

接到學友給的題目,我不禁回想起在哈佛兩年中的許多美好日子——春天中滿懷理想、五洲四洋、改變世界的學生學者,秋日裡清波蕩漾、浩浩渺渺、千舟競發的查理斯河,冬雪後紅牆金頂、群賢畢集、學術自由的瑰麗校園。哈佛的確是一個浪漫而不凡的大學,這裡不僅有很多典雅的大樓,更有眾多卓越的大師。勞倫斯(拉裡)·薩默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時我很關心宏觀經濟問題,尤其是關注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於是我對薩默斯的課產生了興趣。我先後聽過他的四門課,聽了他好幾次講座,後來也專門拜訪過他。

薩默斯非常開放和率真。選課時,學生只要選了他的課,他基本上都不會拒絕。在課堂上,他樂意回答各種問題,總體上會直來直去,說得多是乾貨,比較少拐彎抹角,讓人聽得很過癮、很有收穫。同時,相對於大多數的哈佛教授,他的語速總體是比較慢的,基本上是抑揚頓挫、字斟句酌的那一種;有時他會一字一句地講,讓人聽得很清楚。加之,他習慣於用一些不那麼術語化的語言來討論經濟學問,而且時常加上個實際發生的案例,讓枯燥無味的經濟學立刻變得生動有趣起來。

第一次聽他的課是在2015年的秋天。薩默斯與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教授合作,講不平等和發展。薩默斯非常關切美國的財富分配不平等,他也通過資料給出了美國財富高度集中於1%的問題,同時他啟發大家反思為什麼這種兩極分化的情況在過去幾十年變得越來越嚴重。他尤其指出大眾的一個常識性誤解——通過普及高等教育可以減少貧富分化,實際情況是從1979年至2013年美國大學生率大幅提高,但是同期的基尼係數也同時大幅提高。總體來看,他的政策傾向是鼓勵對富人徵稅、支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有很強的奧巴馬大政府式的社會主義傾向。

他的課一般都在大教室裡,而且不限制學生聽課,大家都可以隨意地來聽。這次是安排在哈佛藝術博物館可容納300人的禮堂裡,整個禮堂基本上坐得滿滿的,有些晚來的學生則安靜地坐到走廊的地板上。課由嚴肅認真的勞倫斯教授講課程基本的框架和基本概念。勞倫斯講課中不斷就有關內容讓學生提問和討論,而薩默斯則安靜地坐在學生席一邊。薩默斯開始非常安靜,不過很快,就加入了討論——每當他覺得有必要補充一下時,就會在座位上點評一下;當遇到他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就會站起來進行大段大段地演說。有時會踱步到講臺上面向學生然後側臉看著勞倫斯。然後兩個教授不斷討論,有時還激烈辯論。這種形式頗有意思,像是在講經濟學的相聲。後來聽多了,就發現了一個規律:每次課堂開始時,薩默斯都比較安靜,發言和參與討論少,仿佛在預熱;但是常常過了一會兒後,他就發言越來越多、越來越興奮,以至於成為課堂的主要發言者。每當講到一些超過大家想像的觀點和自己得意的經歷時,自信而得意的神情就會佈滿他的笑臉,像在一群小朋友的猜題比賽中獲勝的孩子。

在克林頓執政時,薩默斯擔任財政部官員到財長,成為經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員。在此期間,除了在減少赤字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外,同時他也極力鼓吹金融自由,大力促進金融創新,削弱金融監管,促使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雖然這些措施在那一階段極大促進了美國經濟增長,尤其在房產、金融和科技的創新領域打開了廣闊空間,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正是克林頓執政期間的這些政策,埋下了2008年那場影響深遠的次貸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薩默斯長期在美國政府核心層參與經濟決策和進行經濟管理,他的思路明顯不同於一般典型的學者。記得有一次課堂上,大家討論到一個具體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問題——考慮以什麼方案向總統彙報時,特別嚴謹認真的勞倫斯教授用他的經濟學邏輯總結提出了幾個彙報方案,這時薩默斯站出來制止了勞倫斯的進一步分析,說你應該把這個問題直接報告給總統,因為總統有你想像不到的資源和權力,我們想到的方案常常是狹隘的。然後他微笑著,得意揚揚地舉例證明——每當他想法遠遠地超越大家的想像時,他就會露出這樣得意的神情。經常看到他的兩種典型表情:一是當他談到一個自信的話題時,得意的神情會溢於言表;另外一個他是感到不悅時,嚴肅的臉上顯得剛毅和威嚴——不知道為什麼每到這種時刻,我總聯想到古羅馬執政官的形象。他講課從來都是結合實際的,而不是在紙上談兵,大家對這個都很是信服。在他的這幾門課上,尤其是一門叫“美國經濟政策制定實務”的課上,他經常邀請前任或者現任的美國政府財經官員到課堂上來探討一些財經政策制定的具體問題,讓哈佛的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嘗試著用現實中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官員有的是現在的經濟決策者,有的是他原來的同事,他們都很坦誠務實,一點也不打官腔。

薩默斯是典型的美國全球化精英的代表, 他相信經濟全球分工、支持自由貿易,他認為在全球貿易中美國是受益者。他非常不同意特朗普的民粹主義,他認為貿易戰和孤立主義最終會損害美國的利益。關於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從很多的文章和訪談來看,他非常欣賞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對於中國未來可能取得的成就和扮演的角色,充滿敬畏。他曾經支持中、美兩國組成一個團體(G2)來代替舊有的八國集團,以攜手合作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構想,提出過中美金融恐怖平衡概念。

薩默斯非常關注中國,他把中國當作未來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我至少三次聽到他驕傲地談起自己和中國打交道的經歷,每次內容大概都是類似的:當年他代表美國與中國進行世貿談判,因為朱鎔基總理正在甘肅開會,所以讓他飛到甘肅的會場去會面。朱鎔基總理當場請教他什麼是市場經濟,並且立刻讓他給會場的人上了一天課,講講什麼是市場經濟。每當談到這段經歷,他就眉飛色舞,不能自已。他對朱鎔基總理的評價很高,他用了“非凡的政治家”(Remarkable Politician)來稱呼朱鎔基總理。在我聽他的幾十場課中,比較少聽到他表揚或佩服某個人。相對而言,他很少講什麼套話,總體上心直口快。雖然有時候也很注意政治正確和講話分寸,但是總體上是快人快語、乾貨實足;但是當有人問及他關於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和解決方案時,他則非常謹慎,常說他對中國情況並不那麼瞭解。

他也嘗試探討除經濟學以外的東西, 但是總體而言,他像其他典型的經濟學家一樣著迷于用經濟學這單一維度來理解和解釋整個世界。他講全球治理課時,一開篇就通過PPT的演示,以宏大的敘事口吻介紹人類上千年來的格局變遷。不過對世界歷史的演變一帶而過後,就完全導入到了經濟學分析,基本上變成了一門純經濟學課程。他擅長對經濟政策方面作出評論,但在課堂上有時也喜歡對其他領域作出判斷。例如,201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他非常自信地作出判斷,希拉蕊(Hilary Colinton)將贏得大選,並且特朗普將接受敗選的事實,而不會像之前聲稱的那樣——如果敗選,就進行街頭革命。

在哈佛,薩默斯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非常有性格、非常有成就、非常有才華、非常有故事、非常有戲劇性,這些都是學生之間喜歡議論的話題。雖然如今他依然喜怒形於色,敢於直言是非的話題;但是經歷了許多波折後,他已經注意回避一些太敏感的話題和有時候會收斂自己的情緒了。作為曾經最年輕的哈佛教授到美國前財政部長、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備受爭議的哈佛校長和極有性格的教授,薩默斯的經歷、成就和故事都早已廣為人知了。雖然展望未來,作為這麼傳奇而有性格的薩默斯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創造什麼樣的奇跡還不好說;不過我想比較確定的是,在巨匠薈萃的哈佛校園內,作為課堂上的明星教授,勞倫斯·薩默斯今後還將是哈佛校園內那活躍的焦點,甚至歷經很多年後仍將是一個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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