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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中國史 隋唐宋元明清史
 
 
 
 
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
 叢書名稱: 海外中國研究文庫•一力館
 作  者: (美)安熙龍
 出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日期: 2020.01
 進貨日期: 2020/1/22
 ISBN: 9787300272689
 開  本: 32 開    
 定  價: 518
 售  價: 414
  會 員 價: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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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以英文寫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內外清史學界迄今為止一部全面研究鰲拜輔政時期的專著。作者圍繞鰲拜輔政時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討了滿洲精英群體在首崇滿洲、調適滿漢過程中的選擇與困境,揭示出清朝入關後滿人政治的複雜面相。傳統觀念往往將鰲拜輔政時期視作一段失敗的復舊嘗試,卻忽視了其在清初政治演變中承前啟後的過渡作用。本書認為,四輔臣在官僚體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軍事與對外實踐等方面,均試圖建立以滿人為主體的新政治秩序,並在整體的治理策略上糾正順治朝後期明顯的漢化傾向,其部分遺產亦為康熙帝所繼承。


作者簡介:

安熙龍(Robert B. Oxnam),1942年生,1969年於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1975年加入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1981年至1992年擔任主席。1990年代先後於哥倫比亞大學及威廉姆斯學院執教。早年師從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研習清史,後致力於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關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除本書外,另有論著涉及當代中美關係,並創作了兩部中國題材的歷史小說《硃砂》(Cinnabar: A Novel Of China)與《明》(Ming: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圖書目錄:

第一章 | 緒論

第二章 | 輔政起源(一):1580—1643

努爾哈赤統治時期的四大家族

皇太極統治時期的滿洲四臣

第三章 | 輔政起源(二):1643—1661

逆境中的政治教育(1643—1650)

一場光榮的介入(1651—1653)

一位漢化者的滿洲遺產(1653—1661)

輔政統治的建立:1661年2月

第四章 | 輔政統治與京師官僚體制

滿人的德治:1661年初

京師政府機構(1661—1666):滿洲機構

京師政府機構(1661—1666):傳統的官僚機構

為滿人所用的漢人制度:考課制度與科舉制度

第五章 | 鰲拜輔政與地方治理

鰲拜輔政與地方官僚政治:尋找忠臣

鰲拜輔政與地方精英:極端專制

鰲拜輔政時期地方政策中的滿洲觀念

第六章 | 鰲拜輔政時期的軍事政策

軍隊結構與武職官場

鰲拜輔政時期的統一戰爭

17世紀60年代的吳三桂及“三藩”

第七章 | 鰲拜輔政時期的對外政策

鰲拜輔政時期對耶穌會士的迫害

17世紀60年代的朝覲、朝貢關係與中西關係

鰲拜輔政時期與東北地區

第八章 | 黨爭與鰲拜輔政時期的終結

四輔臣集團的分裂與鰲拜集團的先兆(1665—1666)

鰲拜集團的鼎盛時期(1667—1668)

皇帝集團的出現

鰲拜集團與索額圖—明珠集團:轉向權力均勢

鰲拜之死

第九章 | 鰲拜輔政與康熙統治

附錄1順治皇帝之“死”與遺詔的偽造

附錄2重要京官的仕宦模式(1661—1666)

附錄3鰲拜輔政時期地方官的任命與任期

附錄4鰲拜輔政時期的經濟政策

徵引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章節試讀:

緒論


1661年2月5日晚,二十二歲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宮殿內駕崩了,這位皇帝1643年繼位,年號為“順治”。順治帝死後不久,遺詔向帝國滿漢大臣公布:由年僅七歲的年幼皇子玄燁繼位,年號為“康熙”;皇帝幼衝,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滿洲輔政大臣處理國家事務。此外,順治帝在遺詔中切責自己的種種過失,包括奢靡享樂,信賴貪污的宦寺和官員,未能倚重滿洲將領,不聽從母親也就是太皇太后這裡“太皇太后”的用法不嚴謹。實際上作者對“皇太后”“太皇太后”稱呼的用法是清楚的,見第三章注。後文類似情況不再一一註明。——譯者孝莊的教誨。

表面上,權力平穩過渡。順治遺詔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輔政班底,並警告新的統治者注意皇帝行為中的誤區。然而,正如當時許多漢官定會猜測的那樣,順治遺詔中的許多內容現在認為是太皇太后和後來的四位輔臣公然偽造的(參見附錄1)。

太皇太后和新任輔政大臣,遷怒於順治帝不聽從他們的意見,而是親近漢官,整個被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遺詔中的許多內容並非這位將死君主的臨終遺言,而是在所謂的鰲拜輔政時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統治中國的政策與行政風格的前兆。在輔政的前五年,四位滿洲大臣集體統治,發布諭旨,做出決策,這些與他們構建一個首崇滿洲的中華帝國的理想相契合。然而,1666年之後,四輔臣之一的鰲拜設法操握權柄並削弱其他輔臣的影響力。1667—1669年,年輕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幾位滿洲謀臣的幫助下,設法親理朝政,節制野心勃勃的鰲拜。最終,康熙帝於1669年6月擒拿鰲拜,摧毀了鰲拜親屬及支持者集團。

鰲拜輔政時期,是以四輔臣中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這段歷史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過渡時期。這一輔政局面出現於清朝(1644—1911)的成長期,在滿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後,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時期之前。17世紀時,特別是在鰲拜輔政時期,滿洲人在統治漢人的國家與社會時,面臨著維護手中權力、保持滿洲傳統的困境。四輔臣是僅剩的、實際參與1644年入關之前諸多戰役的清代統治者。儘管四人將一些行政管理經驗帶入輔政,但是他們的主要價值觀在東北南部和華北戰場中已經塑就。四輔臣在輔政之前戎馬倥傯三十年,因屢戰屢勝而贏得名望,獲得獎賞。他們看重的是勇氣、效率、服從。他們驕傲地回想起滿洲政權的締造者——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的軍事獨裁體制。他們不信任漢族士大夫階層,後者的生活方式看起來柔弱無力,且對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誠。

然而,四輔臣在17世紀60年代所統治的遼闊帝國,在人口和文化傳統上以漢人為主。由幾十萬人口構成的、數量極少的滿洲人——在漢人看來是“野蠻”的少數人——統治著1.5億漢人。四輔臣也繼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員構成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系。17世紀30年代的皇太極、40年代的多爾袞先後決定大量採用明朝的行政結構並容留了許多明朝官員。顯而易見,四輔臣不得不受漢人的社會政治秩序約束並圍繞此進行統治。因此,鰲拜輔政時期的政治與政策,在滿洲至上的訴求和強大的漢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幾個非漢族王朝皆屈服於此——之間充滿緊張關係。在此環境中,漢人,同樣還有滿洲人,在北京皇帝寶座周圍竭力開展著政治活動。


本書根據清初滿漢認識間的這種緊張關係,來探究鰲拜輔政時期的歷史。本書在評判這一“鰲拜輔政時期”起源時檢視了漢化和滿洲統治的因素,檢視了17世紀60年代的關鍵性決定及事件,檢視了標誌著輔政時期終結與康熙帝崛起的派系衝突。漢化的界定是,統治集團要以漢人制度、漢族官員和漢人意識形態進行治理。而滿洲統治(Manchu dominance)是指以滿洲制度、滿洲官員和滿洲意識形態進行治理。這種二分法解釋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在入關戰爭和清初史學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謹慎小心,二分法可繼續用以有效地洞察17世紀時滿洲人涵化(acculturation)進程。然而,痴迷於這些術語——特別是將這一時期視為完全漢化或完全滿洲化(Manchuized,缺乏一個更好的術語)——會導致嚴重的曲解。正如在後征服時代中政治權力的易手一樣,常常存在著從漢化到滿洲統治的變化,而政治人物時常在各種混合體中走向兩個極端。當人們開始探究這些混合體,諸如人格特質、抱負、派系與氏族關係、智慧、政治經驗以及個人恩怨等因素時,與滿漢取向交織在一起,是以歷史學家在帶領我們走近真實時,工作變得更複雜了。

了解了上述這些條件,首先進行簡要的學術史回顧似乎是適當的,以探究此前對於清朝崛起及其發展的一些詮釋。必須指出的是,開始時,除20世紀40年代早期恆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一書中收錄了幾篇有價值的傳記外,西方歷史學家幾乎未涉足鰲拜時期。除一些中國歷史學家(最著名的是孟森、蕭一山)對輔政時期做過概述外,鰲拜時期在以任何語言寫就的清初歷史作品中都是空白。歷史學家在詮釋輔政時期時雖然有所欠缺,但在清朝編年史實錄中卻能查找到豐富的史料,原始版本的實錄中有30卷計1700余頁專記鰲拜輔政時期。在這部編年體史書中,人們可以發現有關清廷的逐日記錄:地方官和軍事將領進呈的奏疏,對這些奏疏的御批及四輔臣對奏疏的意見,四輔臣以康熙帝的名義頒布的上諭、詔書,北京和整個帝國財政、司法進展的大量信息。對實錄予以補充的是大量的類書、各種傳記、軍事組織的史書、各省和各地的方志,以及各種各樣的制度研究。儘管上述資源基本缺乏回憶錄、書信、日記等這些在西方歷史書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材料所具有的隨性色彩,但是其優點在於全面和細節。

依靠這些資源,在此前對17世紀60年代研究匱乏的情形下,為了得到可用的解釋,人們不得不深入了解清初的歷史書寫。本項研究很快會揭示出漢化與滿洲統治的爭議。漢化研究方法深深根植於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觀。這種傳統觀念以漢人為中心,其理想化且精簡化的形式通常更適於書寫歷史而非史實:皇帝,即天子,統治著整個已知世界(即“天下”),因此中國並不是現代語意上的國家,而是世界軸心或“中央之國”(“中國”),其政治、文化影響遍及四方。另外,理想地說來,內地周邊的非漢民族及國家,應該是通過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團、向中國的優越性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國家發展情況的方式,來表達對帝國的敬意。“夷”被期望著在中國的影響下保持馴良,皇帝可以採取協商、聯姻、賞賜等羈縻政策以懷柔非漢族群體。人們希望這些方法會使蠻夷互相爭長,以防它們結成一個能夠爭奪中國皇位的更大軍事、政治聯盟。最後,皇帝或許被迫訴諸戰爭,並因此創置戍邊部隊以便日常監管,如有需要能迅速做出反應。下列兩部著作對這些概念及起源、與帝制中國歷史的關聯性做了仔細研究: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特別是第1卷第1部分;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腳註中的專著、文章等的出版信息或文獻來源信息,請參見書後的“徵引文獻”,不再一一標注。——譯者)

當然,這一體制極少是以上述原始簡易的方式運行,當締造新王朝的非漢族征服者統治中國時,這一體制常常被徹底打破。自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周朝開始,至17世紀滿洲入關達到頂峰,非漢民族對部分或全部帝國的統治差不多占據著半部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在中國最近一千年的歷史中,因契丹遼朝(947—1125)、女真金朝(1115—1234)、蒙古元朝(1271—1368)和滿洲清朝(1644—1911)的存在而遠遠超過了二分之一。漢人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秩序如此頻繁地被理應在其約束之下的蠻夷顛覆?答案在漢化理論中找得到。傳統的中國文人認為,邊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蠻夷軍隊傾覆了漢人王朝,但蠻夷統治中國的能力取決於其對漢人政治結構及其儒家意識形態基礎的採納。一句中國古話評論道:“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這種漢化理論,除了為面臨蠻夷統治困境的漢族士大夫帶來寬慰外,在非漢族王朝的歷史中也有著深厚基礎。例如,上述所有王朝最終都大量採用了漢族的政治結構、宮廷禮儀、意識形態,甚至有著語言和文化的追求。

這種漢化解釋在20世紀的西方漢學中強勁復興。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梅谷(Franz Michael)已經找到了漢化在進行征服戰爭之前非漢族入侵者的政府和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讓我們深入理解了中華帝國北部和西部邊疆上的邊緣地區,許多入侵即發源於此。這些邊緣地區——16、17世紀的東北南部地區也是拉鐵摩爾的眾多例證之一——通常是已為征服戰爭做好準備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混合體。倘若有強勢的領導、漢族謀臣的襄助以及包括農業在內的複合經濟基礎,一個新型的中央集權的行政秩序和軍事組織便可產生。總體來說,這就是拉鐵摩爾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崛起、滿洲國家和軍事組織的出現以及17世紀中葉滿洲入關戰爭所做出的解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尤其參見第5、16、17章。這是一種基於部分漢化的解釋,即漢人因素和非漢人因素的結合帶來了征服的要素。

梅谷在《滿洲統治的起源》一書中將拉鐵摩爾的一般性理論用於解釋滿洲的崛起,立場堅定地支持入關戰爭之前滿洲的漢化。這本先驅式的著作於1942年出版,時隔三十年,甚至在大量新發現的原始材料出版之後,作者的大部分言論仍是很有用的。梅谷發現了在17世紀30年代的皇太極時期,盛京地區存在的漢化官僚機構,探討了效力於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漢族謀臣所扮演的角色,強調了滿洲八旗制度的管理作用,並反思了滿洲氏族在入關後的持續鬥爭,所有這些都是對清初的重要見解。因此,我與梅谷所做解釋的不同之處,並不在於這些具體內容,而是在於他對漢族影響力的重要性的過度強調,其結論中有一項明確指出:“正是漢人制度、漢族官員和漢人思想使滿洲得以征服中國。”梅谷:《滿洲統治的起源》,第79頁。梅谷所強調的以明朝為範本的滿洲八旗制度的起源以及早期滿洲國家的其他方面,受到有些歷史學家的質疑,例如法誇爾的《滿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梅谷的確在稍後的章節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一般性結論,指出皇太極對金朝先例的依賴,並注意到滿洲人對於被同化的普遍擔心,儘管如此,他仍繼續強調滿洲人全部採納了漢族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梅谷:《滿洲統治的起源》,第99~108頁)我認為這一觀點過度強調了入關戰爭前後滿洲的漢化,卻忽略了漢化與滿洲統治之間持續存在的緊張關係,而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康熙統治時期。並且,這一觀點也淡化了入關戰爭之前滿洲制度的持續重要性、滿洲人的政治領導以及滿洲人對於自身傳統的執著。我在本書第二章至第七章探索鰲拜輔政的淵源即1644年入關戰爭前後,以及研究輔政時期的關鍵政策時,這些見解將有所展現。

對滿洲入關戰爭的另一主要解釋源於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涌現的中國革命分子言辭尖銳的反滿作品。反滿的民族主義是這一時期革命報刊的共同主題。鄒容的名作《革命軍》清晰地反映了這一趨勢:“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英文譯文引自冉玫爍:《早期的中國革命家:1902—1911年滬浙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8頁。17世紀明朝遺民運動中的強烈反滿宣傳在19世紀早期被秘密社會復興。特別是三合會,在儀式和宣傳中尤為依靠反清復明的標語。參見鮑里斯?諾維科夫:《三合會的反滿宣傳(1800—1860)》,第49~63頁。

對於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同盟會作品中的反滿主題,高慕柯已做出了精彩的評論。通過檢視同盟會的綱領,特別是汪精衛的著述,高慕柯指出了反滿宣傳的三個方面:“第一,滿洲人以武力征服中國,他們四處劫掠,任意屠戮,一旦掌權,便實行歧視性政策,將漢人貶降至社會中的下等地位,並將許多其他的壓迫性措施加諸漢人身上。第二,滿洲人為外來的蠻夷,是低等的民族。第三,滿洲人現在偽裝成拯救中國的改革者,主要是通過引進憲政,試圖以此實行一個巨大的騙局。”(高慕柯:《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69頁,也可參見第65~105頁)反滿激情不僅在激進分子階層中傳播,而且蔓延到眾多改革者,學識豐贍、善於表達的梁啟超或許是最好的例證。梁啟超印發了數千本王秀楚所著的《揚州十日記》,這本書詳細描述了滿洲軍隊攻取揚州之時(1645年5月20日至29日)所發生的姦淫擄掠、肆意屠戮的行為。參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第126~127頁。譯文可見英文版的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滿洲人的形象因此被定型、貶低。在許多革命者的眼中,滿洲人是國內改革的蠻夷反動派、外交事務的懦弱賣國賊。作為被革命者視作19世紀禍患的替罪羊,滿洲人是一個有用的靶子:他們可以被輕易地認定為中國弊端的肇因,並對發生在中國和日本的各種革命運動起到消極的作用。

除拉鐵摩爾、梅谷外,還有幾位學者對滿洲人的這一形象提出相反看法。芮瑪麗指出,18、19世紀出現了“滿漢混合體”,19世紀中葉滿洲人和漢人聯合抗擊叛亂和帝國主義,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間滿洲人中出現了傑出改革者。然而,芮瑪麗也認同清末時滿洲人中確實有一些反動派,醇親王在掌權時復興滿洲權力的努力部分證實了1908—1911年的反滿宣傳,她認為革命者過分誇大了他們的事業。參見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第51~56頁;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個階段(1900—1913)》,第21~23頁。亦參見高慕柯:《中國政治現代化中的改革與革命》,第72~77頁。雖然如此,關於滿洲人是反動派和賣國賊的論點在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晚清史著述中始終存在,影響了許多人對於清朝的認識。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第51頁。

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大多數關於20世紀早期反滿運動的主張,除了可以作為一種先期的清初歷史書寫外,價值有限。在觀察了漢人將領和漢人軍隊在征服中華帝國時扮演的角色後,甚至是由17世紀四五十年代豐富證據所支撐的“滿洲人是冷酷貪婪的入侵者”的結論也必須予以修正。反滿宣傳者沒有揭露漢軍旗人如洪承疇、尚可喜、吳三桂等的暴行,也沒有慮及在滿洲入關前,明朝亡於漢人反叛者,尤其是張獻忠和李自成。在駭人聽聞的清初故事中,張獻忠於1645—1646年在四川採取的恐怖政策,與清軍在中部沿海地區的大屠殺肯定不相上下。參見帕森斯:《明末農民戰爭》,第 176~178頁。殘暴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從民族上看並不限於滿洲人,漢人和滿洲人都公開這麼幹。

如果除去政治意涵並將年代限定於清初,反滿作品只在矯正漢化研究方法這一方面是可取的。在1644年入關戰爭之後的二十五年中,尤其是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和鰲拜輔政時期,為了鞏固和保護滿洲統治,漢人時常受到壓迫。漢族百姓被強制遷出自己的土地以順應滿洲的軍事政策,嚴酷報復對滿洲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漢族士大夫,將滿洲官員和滿洲機構的地位抬升到高於漢人,這些都有大量的證據。滿洲統治及其必然結果——漢人的臣服,是17世紀60年代早期多數政策背後的中心意思。本書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鰲拜時期代表了清初以滿洲為主導的統治的極端表達,如果我們借用芮瑪麗著作的題目,那就是“滿洲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康熙帝,儘管對滿洲忠誠並十分倚重滿洲謀臣,但是他努力壓製輔政大臣的政治遺產;如此做法,為晚清的“滿漢混合體”奠定了基礎。總之,革命宣傳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入關戰爭不久之後滿洲政治的線索,然而在20世紀早期,它告訴我們更多的是有關革命者而不是滿洲人的情況。


我們看到,在中華帝國政治世界秩序動盪、前途未卜的歲月裡,漢化和滿洲統治成為人們真實的、活生生的選擇。回顧以往事件的來龍去脈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時代的動盪和焦慮。晚明的起義和滿洲人的征服戰爭破壞了大量耕地,導致成千上萬的漢人喪生。田賦編審冊記錄了朝廷徵稅的可耕土地數,從中可以看到破壞程度之深。1602年,田賦編審冊記錄為1161894881畝(176000000英畝1英畝約等於6.1畝。以下兩英畝數均為概數。——譯者),但到了1645年,總數驟然跌至405690504畝(66800000英畝)。參見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第102頁。也可參見本書附錄4。明末清初土地登記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也造成了登記入冊的納稅土地的減少。雖然1662年清軍在緬甸擊敗了最後的明朝遺民,然而此後鬥爭仍長期延續;在康熙帝統治時期,中國經歷了長達半世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這些軍事鬥爭中,有兩場是康熙帝的軍隊為清朝的存亡而戰,即發生在中國南部的“三藩”之亂,噶爾丹及其厄魯特蒙古人的入侵。康熙帝的勝利為18世紀的相對和平鋪平了道路,但是這種和平是用17世紀的鮮血和焦慮換來的。

漢人對滿洲入關戰爭的各種反應加重了這種軍事上的無把握性。上面已經說過,一些明朝將領在1644年之前已經率部投降了滿洲。這些人被編入滿洲的軍事組織(八旗),成為漢軍旗人,他們在策劃和開展入關戰爭中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京城內外一些明朝官員為明廷效力直至1644年,然而在滿洲人攻占北京後也迅速投降了。這些官員,由於多爾袞的赦免,得以繼續為新朝政治服務,後來被重新定義“忠”的乾隆帝稱為“貳臣”。但是明朝的許多文臣、武將和士人拒絕服務於滿洲統治,在入關戰爭後的十年間,成千上萬的人因擁立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的明朝藩王而身死。擁戴明朝的倖存者包括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傑出思想家,他們堅定地拒絕出仕清廷,畢生致力於學問。這些遺民中有些在滿洲入關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鬥爭,主要依靠他們的詩文進行隱性攻擊。

正是在軍事上無把握及漢人對清朝入關戰爭反應各異的背景下,我們探討鰲拜時期的政策。對於我們理解四輔臣如何回應這些情況十分重要的是,他們曾在皇太極時期和多爾袞時期投身入關戰爭。這是他們的勝利。這一認識激發了他們對入關戰爭之後發展狀況的批評,並決定了17世紀60年代他們的政治選擇範圍。一個簡單的問題似乎已經滲透他們的政治思想:“我們為何而戰?”政治是戰爭在另外一個舞台的延續,四輔臣很少隱瞞這一想法。然而,四輔臣在表達這些見解時,並不只是在發表個人意見,而是代表一個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滿洲征服精英(Manchu conquest elite)群體。

由於“滿洲征服精英”這一術語常被用來解釋鰲拜時期的方方面面,此時做出一個簡明的定義或許有益。該術語意指一個由滿洲將領組成的精英團體,時間限定在17世紀初至17世紀60年代。滿洲征服精英包括宗室成員、內務府與侍衛處的官員、八旗所有的佐領及以上的滿洲人。這一精英群體的上層是宗室王公、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八旗都統和副都統,以及所有出任高級京官的滿洲人。這是一個小規模精英團體,不到兩千人,除出征、駐防或狩獵外,就住在北京。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與入關有關的戰爭;絕大多數人的背景只具有滿洲傳統,只會滿語。少數滿洲征服精英有過擔任文官的經歷,並與漢族官員密切接觸,但是這些人基本上有著純正的軍事背景,最經常聯繫的漢人是漢軍八旗官員。

17世紀60年代的四輔臣代表著這一精英團體的上層,他們的智慧都源於指揮滿洲的騎兵和步兵。與漢人的傳統不同,他們致力於以軍事管控政治制度;在清初的環境中,這意味著滿洲征服精英主導著漢人官員和地方精英。軍事管控意味著復興入關戰爭前滿洲制度的重要性,特別是議政王大臣會議,這是皇太極時期地位突出、由滿洲將領組成的責任班子。這誇大了明朝的弱點,是說晚明的貪污腐敗證明了,由於缺乏適當的軍事監管,漢人制度有著天然的不足。最後,這意味著向除漢軍旗人之外的帝國的漢族官員和百姓傳播滿洲的尚武價值觀念而做出努力。在這一事業中,四輔臣從滿洲八旗制度中獲取權力;他們的權威源於其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政治遺產的闡釋,也源於滿洲征服精英的支持。

17世紀60年代時,四輔臣就像滿洲征服精英上層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因為年齡已經很大了(他們的確切年齡不得而知,極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歲),所以他們有著迫切的使命感。新一代的滿洲人正在崛起,這些人對漢人的語言、文化和政治傳統更熟悉,而軍事訓練和經歷只是作為補充。例如,17世紀50年代幾名滿洲人成功通過科舉考試的最高一級,中了進士。四輔臣對這些趨勢反應強烈,心理歷史學家或許會說,四輔臣將他們日漸迫近的死亡等同於滿洲入關戰爭的終止。參見利夫頓:《革命的永生》。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沒有相關的證據來支持後一見解,只覺得四輔臣和許多征服精英正經歷著人世代謝的焦慮。他們看到一些年輕的滿洲人中出現了漢化,肯定認為這是先前年輕的順治帝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在四輔臣看來,唯一的治療方式,是要用滿洲專制的“猛藥”去矯正滿人,還有漢人。

四輔臣在決策上專斷的做法,在清初的最高統治者中並非特例。康無為(Harold Kahn)對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統治的描述可以說很好地表明了四輔臣的關切所在:


他們的專長在於行動、組織以及為加強皇帝特權而採取有力的措施。他們超越以前諸朝代的,大概是認清了潛在的可能性並充分利用其職位。即便他們關於統治的言說並沒有豐富什麼儒家治國學說,他們下定決心採用一種連最遲鈍的官員都能銘記的方式來明確自身的權力,這確實展現出意志堅定的專制主義者的關注點。……任務是驅除具有毀滅性的明朝黨派之爭的陰霾,使滿洲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合理化,在品味、行政、政策方面宣稱皇帝的優越性,並謹慎地限制官員批評的範圍——事實上是壓製官員的權力。康無為:《帝王眼中的君主統治》,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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