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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傳統與社會延續:日本宮城縣仙台秋保町馬場村的民族志
 叢書名稱: 跨界與文化田野
 作  者: 李晶
 出版單位: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 2019.04
 進貨日期: 2019/6/15
 ISBN: 9787108063557
 開  本: 32 開    
 定  價: 510
 售  價: 408
  會 員 價: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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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喜愛日本影視作品的朋友,大概不會對日本鄉村社會感到陌生——田園美景和鄰里溫情,都令人心生嚮往。但在這背後隱藏著什麼東西嗎?日本鄉村有著什麼樣的獨特發展模式,又有著哪些常人所看不到的問題呢?上門女婿、兼職農民、町內會,都是什麼意思?又有著哪些故事可以講述呢?來聽聽專業人類學學者是怎麼說的吧!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研究日本村落變遷的民族志。作者歷時多年,深入日本村落內部,在觀察和訪談的基礎上,探討了日本村落在社會政治變動、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如何受到衝擊,又是如何維繫和發展的,並發現日本稻作村落之所以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村落仍然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共同體社會”。全書圍繞稻作這一日本農業的根基命脈,全景式、多方位地展現了一個不為我們所熟知的日本鄉村形象,小到日常耕作、大到村落自治,諸多生動的細節一一道來,是瞭解相關主題的一本佳作。


作者簡介:

李晶(蒙古族名:莫力契戈),內蒙古呼和浩特人,蒙古族,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曾就讀于內蒙古大學外語系,日本岡山大學文學部。原內蒙古農業大學外語學院、廣東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現廣州商學院外語學院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學部訪問學者,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圖書目錄:

跨界與文化田野”叢書總序 麻國慶 01

序一賴川昌久11

序二 日本稻作傳統中的“村落共同體” 麻國慶13

主要人物 26

導 言

一、共同體社會的理論視角 001

二、日本村落研究的傳統 003

三、人類學家對日本村落的研究 028

四、“稻作傳統”研究的選題意義 036

第一章 田野點概述

一、秋保町 047

二、馬場村 068

第二章 日本稻作農業

一、日本稻作農業的歷史 097

二、日本稻作農業面臨的挑戰 103

三、馬場村的稻作農戶 107

四、稻作農業與水 117

五、稻作與馬 120

六、稻作與農具 123

第三章 “共同體社會”中的“家”與“村”

一、“家”與“村” 127

二、日本人的家族意識 133

三、“家”繼承 135

四、親戚種類 148

五、日本村落的歷史 153

六、日本“家”與“村”的類型 157

第四章 稻作文化與“村落共同體”

一、祖先崇拜 164

二、民間藝術 169

三、村落中的傳統節日 173

四、婚葬習俗 195

第五章 生計模式與村落共同體

一、非稻作生計 208二、稻作與兼業 215

三、馬場村的“新農民” 220

第六章 “村落共同體”的基石—馬場村的社會組織

一、町內會 235

二、水利管理組合 239

三、消防團 242

四、青年組 243

五、葬禮組 244

六、檀家集團 245

七、瀧野會 246

八、農業實踐組合 247

第七章 政府蔭庇下的日本農協

一、日本農協的誕生 253

二、農協的主要業務 254

三、農協和政府的關係 255

四、馬場村的實地調查 259

第八章 信仰“共同體”

一、日本“村民”生活中的神道 280

二、村社祭祀 284

三、家庭祭神 290

四、3·11大地震的村民神道信仰 294第九章 “村落”的國家在場

一、馬場村歷史上的“村落自治” 301

二、教育與村落自治 305

三、馬場村“村落自治”中的國家 308

第十章 鄉村再建中的“鄉紳”

一、日本的“鄉紳” 322

二、“田野”中的日本農村 325

三、村落中的“鄉紳” 328

結 語 339

參考文獻 344

後 記 348


章節試讀:

序二日本稻作傳統中的“村落共同體”

麻國慶

1994年10月,我以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的身份到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化人類學專業留學,師從末成道男教授。臨行前到導師費孝通先生家聆教,先生希望我到日本後認真學習三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研究,他們是福武直、鶴見和子和中根千枝。我的日本老師末成先生正是中根先生的大弟子。在學校我不斷學習這三位老師的著作,從中體會到他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關注中日的社會結構和鄉村發展的問題。第一次去拜訪中根先生時,她很高興我來東大留學並問起費老的情況,我一一做了回答。她問我對哪方面感興趣,我說家族與社會結構。她當時就建議我去沖繩做調查,比較一下中國社會與日本本土社會的區別〔但由於條件限制,我一直沒有完成中根先生的建議。直到2002年我以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的身份,在東京都立大學(現在叫首都大學)做客座副教授時,得到研究資助,才得以前後做過兩次村落調查〕。末成老師的研究則涉及日本、韓國、中國(包括中國臺灣)、越南等地的比較研究,而且宣導從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其他社會的視角,從周邊來看中國。在兩位老師的影響下,我在留學期間特別感興趣的是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和日本在社會結構上表現出何種差異,基於此,我閱讀了相關的研究,並在末成老師的安排下去九州農村做了短期的調查。

其間我一直關注日本的“家”“村”問題。1999年,我在《世界民族》發表了《日本的家與社會結構》一文,系統闡述了我對日本的家與社會結構的認識。之後我又出版了《家與中國社會結構》一書,在書中我把中國的“家”與日本的“家”進行了比較,我發現,日本的家更強調其作為一個經營體的概念,而中國的家則強調血緣體及外延擴大的社會關係特徵,更具文化意識形態的意義。書中我還闡述了日本村落社會的基本特徵,指出日本農村社會的同族組織是日本社會主要的社會結構之一。日本社會中的同族組織,表面上類似於中國的宗族制度,但兩者的內容完全不同。日本的同族是在家聯合的基礎上建立的,家聯合是由本家(honke)與分家(bunke)所組成的,即是一個稱為“本家”的原有之家及與本家有附屬關係的新成立之“分家”所構成的功能團體。典型的本家、分家關係是由長子繼承本家,次子及以下諸子則為分家,不論是本家還是分家都是功能性的共同體。這顯然不同於中國的宗族的系譜關係。和中國進行比較,日本的同族是以本家為中心的,同族含有非血緣者,血緣的原理較為淡漠,但中國的同族非常清楚是以父系血緣的原理結合在一起的。中國人所指的宗族是一個典型的父系繼嗣群(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但是日本的同族顯然並非一個繼嗣群(descent group),這是中日兩國親族制度最基本的相異點。因此,中國的宗族是基於父系原理形成之群體;日本的同族則是基於居住、經濟要素而形成之群體,其結構的本質具有一種鬆散的傾向,並非一種穩定的共同體。隨著長子繼承制度等在法律上的廢止,以本家和分家關係建立起來的同族集團也就失去了其實質的意義。我在書中討論了戰後日本農村社會學的理論問題,指出戰後的日本農村社會學,主要繼承了戰前有賀教授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福武直教授提出了具有影響的日本村落類型論,把日本的村落分為同族型村落和講組型村落。其他代表性的日本村落類型的分類還有人類學家岡正雄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齡階梯制村落、法社會學家畿田進教授的家格型村落和非家格型村落。上述不同的村落類型論揭示了一個共同點,即家這個角色在村落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村落類型論的一個基點。戰後日本人類學對於日本社會結構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探明了年齡階梯制村落的社會結構。這一結構特徵與社會學對於同族村落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對於日本的村落的基本結構,基本上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這主要是以村落結構和親族結構的對應關係為主軸展開的。日本人類學研究者對於村落社會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齡階梯制村落兩種類型的分法和日本社會學者的看法並不相同,如有賀喜左衛門和福武直,都不承認年齡階梯制在村落結構上的意義。事實上,這種分歧出於各自的研究視角,如果確切地來劃分年齡階梯制村落和講組型村落也是很困難的,但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從功能上來看,在日本村落社會中,這三種性質確能體現不同的村落的結構特點。我在書中還討論了日本和中國的村在結構上的差異問題,指出從神社和廟的性質的差異上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村和中國的村在結構上的差異。在日本,村裡有神社,氏神不只是血族團體的守護神,它也保護著村與村裡的人。例如對於祭祀,村民並不是為了各自的利益進行祭祀鎮守,而是祭祀村全體的守護神,可見神社作為地緣結合的中心起到了強化地域認同的作用。中國的村落中村人信仰的對象除宗祠外,還有村廟。村廟是村人信仰的中心之一。漢民族作為血緣集團象徵的祠堂和作為地域社會象徵的村廟,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並沒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是相互獨立地存在。也就是說,血緣和地緣的紐帶在漢民族的村落生活中是分離的。在日本,村同族集團在以共同祖先神為中心結合在一起的同時,又與其他的同族一起祭祀神社,祭祀共同的村守護神。因此,在地域的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純地域團體的特色。在這一過程中,氏神、產土神、鎮守常作為相同的詞來使用,它們作為血緣、地緣一體化的共同體的神而被村民祭祀。在書中,我表達了自己對中日社會結構構成差異的看法,認為這一差異使中日兩國選擇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可以說,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比日本有更多的不利於現代化的因素,如繼承制所體現的資本的分散、集團構成的血緣意識、社會組成的關係網絡等,當然這些只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內在因素。

2001年到2003年,我以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的身份,在東京都立大學(現在叫首都大學)渡邊欣雄教授的安排下,在長野農村做了前後幾個月的田野調查,後來又到沖繩調查。從田野中我深切感受到中日兩國在鄉村社會方面的本質性差別。在我看來,對日本社會的人類學研究是人類學全球話語體系之內的工作,對於中國人類學界來說,這項工作做得還不夠理想。早在2010年,我在《中國人類學的學術自覺與全球意識》一文中就談到,人類學最終要解釋人類生存價值背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這種訴求的背後是對人與文化的反思。人類學話語體系是全球性的話語體系。作為一門以研究異文化為基礎的人類學,這一傳統對於學科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2015年,我在《跨界的人類學與文化田野》一文中指出,今天,人類學家在關注文化、歷史、結構、過程以及研究物件的行動時,經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區域乃至國家的邊界。近年來,從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僅僅試圖賦予某個“個案”獨立的意義已難成功,甚至當以類型學的手段進行個案分析時,我們也難以概括不同個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性內涵。此外,雖然“跨國主義”“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試圖回應全世界普遍發生的“流動”狀態,但仍然是不夠的。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單位是立體的、多層次的,對任何一種社區單位層次的簡單概括都不足以分析當代世界體系中複雜的交叉性特徵。即使是東方、非洲與南美等發展中區域,世界體系也早已將它們深深捲入其中。因此,我認為進行海外民族志研究,除了可以加深對研究物件國的認識之外,對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社會、解決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也大有裨益。而海外研究,即對於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的周邊國家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非常重要,對亞洲社會中的日本社會的田野研究,是我們認識日本社會的重要基礎。我一直希望有學生能在日本做一個長時間的田野調查。

李晶是我2008年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接收的博士生。他是我迄今為止帶過的最年長的博士生,入學時年齡已經50歲,早已是大學日語專業的教授。當時,他對我談了考博的志向。他說,他從大學畢業就一直想研究日本社會、文化,雖然早年也在日本留學過幾年,但是那時學習、研究的是日本的“國語”,這不是他的初衷,違心的學習,一度使他失去了再學習的興趣,現在年齡雖然不小了,但他還是想重拾舊夢,在我的門下研究日本社會、文化。這樣的年齡還對學問有如此大的興趣和決心,實在令我感動。最終,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博士生入學考試,如願成了我的學生。入學以後,他和我再度商談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時,堅持要研究日本問題,這無疑令我欣慰。李晶扎實的日語基礎和刻苦的學習精神,使我相信他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博士階段的學習。決定好研究方向以後,2009年7月至9月李晶就去日本踩點,經過兩個月的實地考察,他最終決定把日本宮城縣仙台秋保町馬場村作為田野點。

我們知道,日本社會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的高度經濟發展、90年代以後的老齡化之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出現了“極限村落”,即面臨消失危險的村落,和更多的“過疏化”村落。面對這種情況,日本學界“村落終結論”盛行,杞人憂天的情緒蔓延。日本農村果真如此嗎?帶著這個問題,李晶於2010年7月開始再度去田野點進行調查,經過半年扎實的田野調查,他對日本村落社會有了更為全面、系統、深刻的認識。李晶決定跳出日本村落研究的傳統理論藩籬,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日本村落社會。稻作農業是日本的傳統農業,也是日本農業的支柱,日本農業的90%以上都是稻作農業,且稻作農業歷史悠久,由此而產生的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基。以稻作傳統看村落社會變遷,這是一個全新的視角,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創新性。經過和我的討論,李晶決定用“稻作傳統”的視角,看日本村落的社會變遷。他說,他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日本村落社會變遷的原動力,看清日本社會未來發展變化的方向。同時也希望從日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適性的經驗來,為進一步認識和解決中國問題服務。這樣,李晶的博士論文題目最終確定為《稻作傳統與社會延續—日本宮城縣仙台秋保町馬場村的民族志》,之後他又在日本堅持做了半年多的田野調查, 前後累計在日本的田野點工作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之後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其論文主要討論的是日本稻作傳統中的“村落共同體”問題。在日本,從明治以來,作為集落社會構成單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兩種形態,自然村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體,行政村為明治以後作為完備的地方自治體的行政單位。在這兩種村落中,連接村落人們的紐帶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強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實際上,村落共同體意識常常以具有相互獨立身份的家的共同體意識為出發點。因此,在認為家是日本社會的基石的同時,也應認識到家也是日本宗教的基石。日本人對作為家的一員有甚強的認同,比起個人的認同更強得多。

不過,如何看待“村落共同體”,學者的意見莫衷一是,爭論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難能可貴。他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研究範式,研究結果澄清了一些人對日本村落共同體的模糊認識。日本“3·11”大地震以後,其東北沿海地區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地震和海嘯還有餘悸的人,紛紛離開了世代生活的故鄉,沒有離開的人中有的人至今還住在政府提供的簡易房裡。日本政府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恢復災區的風貌,但是至今還沒達到災民們所預期的效果,有些災民開始“抱團取暖”,通過互助方式解決災民生活中的困頓,甚至有人開始懷念起“共同體社會”時代。所謂“共同體社會”時代就是村落的各種社會組織健全、發揮作用的時代。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體”問題的現實意義。

李晶的著作開宗明義,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會,目的不是想通過研究,提出自己的價值趨向或者宣導什麼主張,而是希望像格爾茲提倡的那樣解釋“地方知識”,並從中找出中國可以借鑒的東西。本書關注的是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日本經濟發展不景氣、即將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的大背景下,日本農業、農村、農民如何調適、維繫村落的問題。日本社會中,既有前現代的,也有現代的,甚至還有後現代社會的特質,前現代社會的某些社會傳承,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著當今的日本社會。與其他社會相比,日本農村社會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體”。李晶對日本村落的研究主要運用的是社會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通過分析日本“村落共同體”的演變,透視村落變遷過程,揭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鄉村城鎮化的過程中,村落維繫的內在動因。他研究傳統日本社會的目的與日本、歐美學者不同,除了挖掘維繫村落的普適性的經驗之外,還希望為中國農村的發展提供實證經驗。可以說,作者許下的願望都兌現了,本書通篇都是圍繞著稻作傳統下的“共同體”意識這一主題展開的。作者最後指出,如今的日本村落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村落共同體”,也非現代意義上的“社區”,“村落共同體”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續著。“村落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延續,既有傳統文化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努力。日本農村,並沒有因為“村落共同體”的存在和國家在農村社會的隱身而出現社會失衡。這讓我想到林耀華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會的“平衡”理論。中日農村社會共同點之一,就是平衡性。日本政府給農村社會提供的是“政府服務”和政策導向,管理則依靠村落中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既對國家負責,也對村民負責,這客觀上既維護了“國家的權威”,又維護了村民的利益,還維護了“村落共同體”。日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會的不斷變化中維持其自身的發展,主要原因就是:村民的“村落共同體”意識並沒有喪失;村落中各種社會組織基本健全;村落的傳統文化沒有遭到破壞。這一結論發人深思,特別是對於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李晶的著作是中國人類學者寫的第一部關於日本村落社會變遷的民族志。著作歸納起來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關注村落共同體這一傳統資源的現代意義,詳細地梳理了日本村落研究的成果,歸納了日本村落研究的理論,並提出了對於傳統理論修正的視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體”視角,闡述了“稻作傳統與社會延續”這一主題在日本鄉村研究中的意義。在日本有不少對村落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村落,以及現代村落變遷的結果。他們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日本村落變化是必然的,卻往往無視村落共同體的客觀存在。李晶詳細地考察了村落的社會組織的運作情況,參加了社會組織搞的一些活動,發現傳統稻作農業賴以生存的“講”“結”等社會組織雖然已經失去了實用功能,但是其他社會組織,如町內會、水利管理組合、消防團、青年組、葬禮組、檀家集團等傳統社會組織在村落事務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作者指出,傳統的社會組織仍然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和資源。

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間與社會的關係。他提出了日本村落研究的圈層理論,對婚姻圈、集體祭祀圈、生產與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會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特別是他描述了稻作傳統對“家”與“村”變遷的影響作用。如“共同體社會”中的“家”與“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過程、明治政府制定的家族制度、日本人的家族意識、日本“家”繼承的傳統、馬場村的“家”繼承現狀、日本東北地區親戚的分類、日本“村落”的歷史等。他指出,在日本,“家”與“村”的產生與稻作農業有關,稻作農業對地力、水利設施、共有山林的維護必須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體。

第三,把社會結構的研究與鄉村文化儀式作為互為聯繫的有機整體開展研究。他詳細考察了稻作傳統中的民間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和道祖神崇拜,以及稻作傳統中包括插秧舞和“神樂”在內的民間藝術、傳統節慶活動,包括“正月儀式”、盂蘭盆節、新年會等。作者指出,馬場村的“正月儀式”,包括“私”的正月儀式和“公”的正月儀式。“私”的正月儀式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民間傳統,“公”的正月儀式是日本現代國家出現以後建構的具有國家意識形態的“傳統”,因此,村民在過“正月”的時候,會同時受到民間傳統和國家傳統的雙重文化洗禮。他同時還詳細地考察了日本村民的葬禮儀式。作者指出,日本村民的葬禮儀式辦得都很隆重,是村落中的重要活動,參加他人的葬禮是村民不可回避的事情。村民的各種文化儀式在維繫村落“共同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他對信仰“共同體”的研究,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通過神道清晰地展現出來。神道是日本的宗教,從神道的發展軌跡上看,可以分為古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神社神道、國家神道。所謂國家神道是明治維新以後創造出來的具有國家意識的“神道”。國家神道包括神道行政,是國家主導的“神道”。國家神道教義的核心是“天皇現人神思想”和“萬世一系思想”,它從明治維新以後到“二戰”結束一直左右著日本國民的生活和意識,成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作者詳細考察了村民的神道信仰,指出在如今的日本,“神社本廳”這個曾經的日本政府管理神社的機構,現在雖然在身份上是社團法人,不是政府機構,但其管理神社的方法和“國家神道”如出一轍,它對村民的神道信仰影響不可低估。正是由於“神社本廳”的作用,村民的“民俗神道”活動,不斷被嵌入“國家神道”意識,致使村民在神道活動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著“民俗神道”和“國家神道”的雙重教化。

第四,把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問題,置於國家、地方與社會互動框架下展開討論。書中強調生計模式、農協、村落精英、村落發展與村落共同體的內在聯繫。如鄉村稻作文化傳統的特點以及稻作農業以外的生計模式。他所調查的馬場村地處山區,適合種稻的農地有限,過去,村民除了種稻還有不少人燒過木炭、養過蠶、種過蕎麥,還有人兼職其他工作。事實上,在日本農村僅靠農業生產很難滿足村民的消費需求,所以日本農村的“農民”多數是兼職的,基本都有其他職業,專業農戶很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維繫村落存續,要靠村民的自覺。如書中對於村民的年齡結構和受教育情況也做了調查,指出:現役“農民”多是70歲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不少人以前曾在外面工作過,至少小學畢業;65歲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一般都有在外工作的經歷,其中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人為數不少,這些人被作者稱為“返鄉務農者”,他們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在外工作的經歷,一般都是村落各種社會組織的負責人,在村落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另外還有一些城市人,厭倦了城市生活,來村落租地種菜、養雞,他們雖然沒有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是他們的到來,給老齡化的村落帶來了生氣,成了村落延續的助力者。此外,政府蔭庇下的日本農協在村民生活中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書中指出,在日本,農業雖然不是優先發展的產業,但卻是日本政府重點保護的產業。日本政府的主要農業政策的實施不光靠政府部門本身,還主要靠民間組織。在日本農村社會中,最大的民間組織是農協。農協在日本農村社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既是農戶的代言人,也是國家政策的實施部門,具有雙重身份。還有一點,本書特別強調“村落自治”中的國家在場問題。書中調查了包括馬場村歷史上的“村落自治”、教育與村落自治、馬場村“村落自治”中的國家等問題。町內會和秋保綜合支所在村落事務中都發揮著作用,町內會代表民間,秋保綜合支所代表國家。町內會在政府政策的指導下實施村落自治,既是村民依靠的、自己的社會組織,也是政府信賴的、可以傳遞政府聲音的社會組織,因此並沒有游離於體制之外,它是村民和國家都依靠的組織。日本的地方自治是國家主導下的地方自治,一直存在於國家村落社會中,國家意識一直影響著村民。

最後,作者特別強調鄉村再建中精英所發揮的作用。作者用中國傳統的“紳士”來加以比喻。日本之所以能容納“鄉紳”,原因在於日本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成功地解構了“城鄉二元結構”“國家—社會二元結構”。日本鄉村管理靠的是政府引領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政府只提供政策和資金,與村民合謀管理,對村民平等相待,為此村民建設家鄉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鄉紳”有了用武之地。

綜合而言,作為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很重要。李晶的研究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接觸村民,體味他們的真實生活,瞭解他們的真實思想,捕捉“家”與“村”延續的文化機制,得出了稻作傳統所形成的文化傳統—“共同體”意識是維繫日本“家”與“村”的原動力之一的結論。這一結論正確地反映了日本稻作村落的實際情況,揭示了日本稻作村落的本質。雖然作為一名中國人類學者,對日本社會進行民族志研究,本身就具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和自身立場問題,但從李晶對於研究物件的處理來看,非常符合學科規範。這為中國的日本社會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田野經驗,也為中國人瞭解日本社會提供了詳實的“地方知識”。本書在探討每一個問題時,都有扎實的田野經驗再現和理論對話。主題對話的是“共同體”理論,各個章節的討論則涉及了“家”“村”理論、文化模式理論、儀式理論、社會管理理論、共同體理論、國家治理理論、社會結構理論、宗教人類學理論等。本書理論對話豐富、田野調查詳實,可以稱為是民族志研究的上乘之作,並對於重新思考中國目前的“鄉村振興”與農村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李晶的博士論文付梓,可喜可賀。這本著作是他多年努力的結晶。我相信,這是他學術追求的一個新起點,他身上的那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精神,還會讓他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2018年4月25日于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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